探究智能化战争实践演进规律
■沈文科 宋腾渊 岳明峰
引言
近年来的世界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表明，现代战争实践正逐步向信息化智能化形态演变。面对新一轮军事革命浪潮，为充分探究智能化战争实践演进规律，需要进一步厘清战争实践演进的基础支撑，充分评估战争实践的技术优势，找准推动当前战争实践演进的重难点。
智能化战争实践的演进需要社会实践基础作为支撑
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活动与社会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样，作为军事活动的一种具体形式，战争实践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的大系统去孤立地考察。
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实践演进的高度。战争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始终与社会生产水平相适应。人类怎样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往往就怎样组织战争，人类从事战争的方式，反映了它们的生产方式。恩格斯提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此，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战争实践手段也在不断发展。正如在冷兵器时代无法寻觅到一件信息化时代武器一样，在信息化时代的战场上也难以运用典型的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即使是信息化时代生产的匕首，也已然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匕首，从合金成分比例到锻造成型技术，它本身蕴含了信息化时代的工艺水平，属于信息化时代的武器。
生产关系系统变化影响实践演进的结果。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战争实践发展变化紧紧围绕社会实践演进方向和速度展开。也就是说，一场战争实践变革背后，也在同步进行着相似的社会变革实践，而且需要伴随整个生产关系的系统变革完成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过于超越时代的战争实践设想，往往会因缺少符合同时代社会实践发展所匹配的软硬件支撑而难以成功。比如联合作战概念很难在冷兵器时代出现，即便有军事理论家先验地预想到这种理念，也无法在实践中运用。而现代联合作战实践实际上正是社会化联合大生产在军事上的缩影。因此，设计战争应当回归社会实践本身，从中寻找灵感和镜像。若忽视生产关系的整体发展水平，超前设计智能化时代战争场景，将可能使场景目标变得科幻化、游戏化和虚构化。
智能化战争实践的制胜效果需要战争的进一步检验
战争实践演进的目标总是瞄准提高作战优势和制胜效果展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演进过程会自然指向这一目标。有时候在战争实践变革初期，其制胜效果并不明显，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持续评估各种作战手段的效果。
先发优势不等于战场上的必胜之势。毫无疑问，谁先掌握了最新战争制胜机理，谁就能够凭借技战术优势掌握战场主动权，但这种先发优势并不会必然导致战争最终胜利。先发优势的确对赢得战争有巨大影响，但战争实践发展史表明，技战术先发优势会被其他方面的失误或劣势抵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先掌握了机械化战争制胜机理的德军，尽管在西线欧洲战场以及东线苏德战场的最初较量中获得了优势，然而这种初始优势很快因其战略上的失误以及总体实力上的劣势而被消耗殆尽。
先发优势难以构成绝对的压倒态势。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相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很快会被外溢传播，所以智能化时代的技战术优势往往是短期局域性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很难形成长期全域性的垄断式领先。当前，网络通信技术迅速发展，让人类空前地彼此接近。同样，在智能化战争实践中，各类先进侦察手段将不断洞穿作战双方的保密堡垒，有时一种新型武器出现以后，其制衡性武器或手段很快会被发明创造出来。
智能化优势未必造成最佳作战局势。从当前来看，战争实践的智能化含量尚未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目前，智能化战争实践尚处于不成熟的萌芽期，战争制胜机理有待深入研究，许多装备有待进一步开发验证，各类试验性的战争预实践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相较而言，信息化战争实践已相对成熟，各类武器装备以及配套的战役战术手段已趋于稳定，信息化作战方式仍有很大应用空间。因此在战争实践演进中，要在不断创新智能化战争实践手段的同时，充分开发信息化战争实践的作战潜能。
智能化战争实践的发展变革需要人与技术综合推动
推动智能化实践演进的因素有很多，需要在厘清发展支撑、评估作战方式成效的前提下，综合分析各类矛盾，抓住关键、区分要点，突出人的主导作用。
技术变革是最活跃因素。科技是核心战斗力。作为战争实践发展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每一次重大科技创新都会对战争形态产生深远影响。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但是，将智能化军事革命等同于高新技术革命，以至于过于注重对智能化技术的强调，过于追求各类智能化武器的研发，无疑是没能正确把握智能化战争实践的演进本质。技术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并非起决定性的唯一因素，文化、政治以及人本身都在发挥作用。英国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在《世界战争史》一书中不断提醒读者，不要掉进技术决定论的陷阱，不能简单地把军事史上所有重大变革都归因于技术革新。
制度化创新是难点。为充分发挥好智能化战争演进中的装备作战效能，需要将所有作战要素凝聚为一个体系，将思想理论、作战方式、编制体制、教育训练等与军事技术融为一体。著名军事理论家杜普伊在《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一书中提出，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重要得多。装备的优势只有融入科学的组织形态，才能创造出最佳战斗力。从历史实践看，英国是第一个拥有航空母舰和坦克的国家，但并不是成功引领机械化战争革命的国家。战争实践变革中，最容易实现的是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但战争实践全面创新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整体创新，形成总体效应。只有装备更新而无制度变革的军队，是难以形成持久有效战斗力的，也无法真正引领战争实践革命。
人与武器结合是关键。人是战争实践的主体。在智能化战争时代，人对战争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丝毫没有改变，仍是推动战争实践演进的主导。从人与武器这两大范畴看，军事技术更多属于“武器”这一方面，而战争实践中的其他要素，如军事谋略、编制体制、组织结构、战略战术、作战方式等则更多地属于“人”这一方面。高新技术装备越先进，越需要有人去掌握运用，智能化战争时代需要更多关注智慧和谋略的重要性，需要更多依靠具备智能化时代观念和思维的人去指挥和设计。因此，推动战争实践演进要聚焦人这一决定性要素，把“人”和“武器”充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智能化战争背景下的联合教育，聚力培养符合智能化战争要求的科技人才、指挥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