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智能化战争的“模糊性”

■谌  力  武  智

引 言

随着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越来越广泛深入，战争的形态和样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由于人工智能突出的计算力、思考力、规划力与执行力，使得智能化战争在具体行动的作战判断、作战运筹、作战决策、作战实施等方面呈现出远超信息化战争的精确性、自主性、灵活性与高效性。但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对传统人脑思维的深度介入甚至部分取代，战争这一人类现象不仅未能更加清晰，反倒大幅增加了自身的“模糊”特性，显现出多因素混乱交织且原有边界愈发消退的现象，导致带有微观层面精确特征的整体“模糊性”逐渐成为智能化战争一种不可回避的演进趋势。

战争边界模糊

以智能化技术为支撑的各种无人平台与以超级算力为基础的智能型战法，深刻改变着战争的运行方式与对抗模式。其外在表现就是传统战争的范围被无限延展，不再存在确定且清晰的边界。比如，智能化作战平台由于突破了传统装备的物理极限和地理分隔，能够在极远、极高、极深、极热、极寒等极限域进行无盲区作战，从而模糊了战场空间的边界；智能化作战集群可以不受任何人类生理条件的局限，能够实现全时在线、及时响应、瞬时行动，从而模糊了战场时间的边界；智能化作战单位可以覆盖所有地理空间，能够同时遂行传统陆海空天电专业部队的各种作战职能，从而模糊了军兵种职能的边界；智能化作战系统突破了传统作战要素单一的战斗功能，能够把物理杀伤、心理杀伤、精神杀伤、认知杀伤统一起来进行综合打击，从而模糊了杀伤效能的边界；智能化指控体系把各种指挥链路和指挥网络充分整合起来，能够实现多层级作战指挥和多领域行动控制的一体联动，从而模糊了指挥控制的边界。因此，智能化技术手段愈发展，战争的潜能就愈被无限释放，原有的战争边界就不断处于“打破—重构—再打破—再重构”的循环过程，而这就是其“模糊”背后的本质。

战争主体模糊

一般说来，人是战争活动的主体和能动力量，武器是由人制造的，也是由人改进、掌握和使用的，人的觉悟水平、军事素质、文化素质、勇敢精神和聪明智慧决定着武器效能的发挥程度。而随着人工智能在战争领域的全面拓展，人与武器等关系正面临重大调整，造成了传统战争主体的日益模糊。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演进，智能型无人自主系统或将成为主体作战力量，其具有的自主判断、自主思维、自主决策、自主行动的能力，将对人的战争主体地位构成重大挑战，“人在回路中”大有向“人在回路外”转变之势，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可能越来越被削弱。另一方面，由于强人工智能对于军事领域的渗透，普通民众、民间组织、非国家实体都可以借助智能技术与装备广泛且深度参与战争活动，军事人员在战争中的主体身份也可能越来越被侵蚀。也就是说，智能化战争主体更趋复杂，既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既可能是武装力量，也可能是普通群众；既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具有智能思维的机器。一旦出现无人智能作战集群的自主战斗，人们对战争主体究竟是谁可能都要重新进行界定。因此，战争主体的模糊，使我们很难用传统战争的内涵定义智能化时代的新型战争，必须结合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拓展对战争现象的认知。

战争进程模糊

由于智能化武器装备具有全时全域全维的作战效能，使得智能化战争不再呈现传统线式的展开模式，很难再以确定性的标准或者标志性事件对战争进程进行明确的阶段性划分。其具体表现是，智能博弈与战场对抗从头至尾保持高强度频率，“人停机不停”“人歇仗不歇”将成为典型特点，使智能化战争只具有开始与结束两种状态。智能力量与无人平台具有多域机动、即聚即散、动态集中、体系释能的作战特征，跨域联动、多域打击将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使智能化战争不再具有传统的战场接触线、兵力集结点及前后方划分，凡是能到达的地方就是战场。智能化体现的是系统性的整体自主功能，造成战争突破传统军事冲突的框架模式，并在智能科技等先进技术集群的渗透黏合作用下，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广泛带入融合，网络通信、金融能源、生物医药和粮食贸易等行业则成为重要命脉，使得任何领域的对抗结果和相互作用都可能对智能化战争的整体进程造成不确定影响。因此，智能化战争无论是在时间进程、空间进程，还是宏观领域、微观领域方面，都高度的错综复杂，难以形成清晰明了的进度条。传统战争中以大兵团为主、可能决定战争结局的重大战役也将愈来愈少出现，人们很难再以一时一地的战局判断战争的整体走向。

战争运行模糊

战争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一般呈现强者主动、强攻弱守的基本规则，其运行机理较为成型，战争系统较为稳定，不易出现严重违反常规、大幅颠覆强弱的战场态势。但在智能化战争中，战争系统的涌现效应将被极大激发，造成战争运行的不稳定与失序性，更加难以根据强弱对比进行理性判断。所谓涌现效应，指的是大量微观个体，经过相互作用，总体上自发表现出一些新属性、规律或模式的现象。而战争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其涌现性是战争各个要素不断自适应、交互、对抗和自组织的结果。在智能化战争的大环境下，战争要素极大丰富，并在纷繁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呈现不规则、无规律的运动形式和表现方式，令人无法看清和判断战争的内在趋向。但也正是如此，海量且具有自适应、交互和自组织能力的智能化战争要素通过自适应和频繁交互，更容易演化出极端复杂、不断变化且难以预测的行为模式，并涌现出令人无法想象的整体性质和攻守局面。而且这种涌现性导致的结果具有非线性特征，就像“蝴蝶效应”那样，极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造成战争全局的颠覆和质变，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易变性和不可预知性。比如，在近年来的国际武装冲突中，由于星链、无人机等具有智能化性质的特殊要素的大量加入，导致许多非常规战术战法大量出现，非传统打击手段频繁登场，“弱者不弱，强者不强”的现象极为明显，突发的战场逆变时有发生，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对战争规律和运行机理的认知难度。

战争阻力模糊

战争阻力指的是阻碍战争进程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中的行动犹如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的运动。”能否克服战争阻力直接决定对战争的掌控程度。传统的战争阻力相对比较明确，但在智能化战争中，由于战争系统中各元素的海量涌现以及加倍复杂的相互作用，不仅造成战争无规则运动和超认知范畴的“模糊”状态，而且必然衍生出更为复杂的阻力类型。不仅传统的战争阻力继续发挥作用，一些新型的战争阻力也相继出现，包括政治法律阻力、道德伦理阻力、经济科技阻力、组织结构阻力、作战主体阻力、战场环境阻力、时空错位阻力、算法效能阻力、火力杀伤阻力等。这些战争阻力在人工智能由弱到强的持续进化过程中和现代国际政治的复杂背景下会加速演变、随机重组、叠加增强和非线性扩展，催生出更加浓厚的“战争迷雾”。可以说，智能化战争阻力集中体现在战场上的“易变性”“突发性”“无规律性”“不可预知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智能化战争的“最大变量”。

战争伦理模糊

任何人类行为都有其自身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繁衍和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战争作为一种以暴力为特征的人类社会现象，在其长期的实践历程中也形成了具有指引和约束作用的特定伦理体系，从而避免了战争破坏力的非理性膨胀。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及无人作战的付诸实践，以生物人和社会人为中心确立的传统战争伦理规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表现为智能化武器的权责主体、授权模式、运用目的、使用强度等无法准确界定，对无人作战规制约束力明显不足，可能造成智能化武器被非人道使用、泛滥使用或使用失控等严重伦理风险，冲击社会正义和人类发展。也就是说，人化的战争规则与智能装备非人的战争行为之间会产生严重错位，导致原有的战争伦理框架有可能在智能化时代遭遇坍塌危险。因此，智能化战争在不断突破暴力极限的同时，必然带来一系列全新的战争伦理问题和战争法规困境，“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的模糊空间极有可能成为战争决策的灰色地带，也亟须国际社会取得新的共识，进行新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