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谋略中的混合战争思想
■毛炜豪
混合战争理论是指在冲突的全频谱综合运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常规和非常规战术,达成政治目的。该理论最早由美军提出,在近年来的局部实践中得以运用,受到世界各国军队普遍关注。实际上,混合战争这一思想并非新鲜事物。早在春秋时期,名相管仲就已经熟练地运用混合战争策略,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成就霸业。
一
公元前685年,管仲被齐桓公拜为相。上任后,他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使齐国迅速变得国富兵强,并逐步削弱周边邻国,奠定了称霸的基业。
经济上,管仲采取的策略为“轻重之术”。首先通过高价购买,提高他国某种特产的市场需求,这就是重;导致该国国人都去经营这种特产而放弃种粮,这就是轻;同时大量收购粮食,等到该国粮食短缺时,再刻意抛售打压该国特产,通过变重为轻,变轻为重,沉重打击该国经济。例如,当时齐国和鲁国的纺织行业都比较发达,齐国生产的叫做齐纨,鲁国生产的叫做鲁缟。管仲令齐国上下都穿鲁缟,并重金从鲁国国内收购鲁缟。如此一来,鲁国“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缟忙”,无人再去种粮,粮食产量锐减。一年后,管仲又令齐国百姓不得再购买鲁缟,同时大幅抬高粮价。这下鲁国慌了,之前囤积的鲁缟滞销,又陷入粮食短缺的困境,只得拿出远超出口鲁缟获取的钱财向齐国高价购粮。经过这番折腾,鲁国经济近乎崩溃。这就是“齐纨鲁缟”的典故。类似的,还有“买鹿制楚”“莱莒之谋”“衡山之谋”“买狐降代”等,都是管仲通过发动“经济战”削弱乃至收服对手的经典案例。
政治上,管仲采取的策略为“尊王攘夷”。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称霸割据,周边游牧民族时常侵扰。当时齐国虽然强大,但还远远未到一家独大的地步。齐桓公既想当霸主,又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诸侯为敌。于是,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尊重和维护周王室的正统地位,“攘夷”则是号召各诸侯国共同抵御夷狄外族的入侵。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内,齐国通过“尊王”,可以获得周王室的认可和授权,名正言顺地号令诸侯、统帅联军;对外,可以借助中原各国的力量,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遏制南方强大楚国的扩张。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齐国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外交上,管仲采取的策略为“结鲁、服郑、制楚”。结鲁,是因为鲁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且实力不弱,齐国称霸需要鲁国的支持;服郑,是因为郑国无视周天子权威,制服郑国、恢复周王室威信,可以取得周王室的支持,有利于号令诸侯;制楚,是因为当时只有楚国有实力与齐国争霸,齐国需要联合其他诸侯国压制楚国。此外,齐国为了获取支持,还返还了之前侵占的邻国土地,从而获得了邻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补给。齐国东面临海,其余三面睦邻友好,为实现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管仲通过上述策略,逐步建立了齐国在诸侯国中的盟主地位。至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时,齐国地位达到了顶峰,正如《国语》所说,“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二
混合战争不单单是不同元素的“物理组合”,更是不同元素的“化学融合”,即这些元素不仅组合在一起,它们之间还发生了“化学反应”。也就是说,混合战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这些手段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深度融合的关系。管仲的混合战争策略同样呈现出这个特点。
例如,在“齐纨鲁缟”的例子中,当鲁国粮食短缺时,为什么不能向其他国家购买,而非要买齐国的高价粮呢?因为齐国通过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已经拉拢或收服了周边其他国家,使得别国不敢或不愿得罪齐国而卖粮给鲁国,迫使鲁国只能买齐国的粮食。所以经济战不是单纯地使用经济手段,还结合了其他手段。
再者,齐国对其他各国发动经济战,需要动用大量货币,齐国是如何筹措大量资金的呢?管仲就曾通过“阴里之谋”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了解决齐桓公朝拜天子而贺献费用不足的问题,管仲下令在阴里筑城,并制作大量石璧存于城内。之后,管仲请求周天子发布命令,不带彤弓和石璧者不准入朝。周天子同意并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天下诸侯苦于石璧价格高昂,却别无他法,只好运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到齐国购买石璧,各国的财物都流入齐国,齐国也有了充足的国库来支撑管仲对别国发动经济战。
“阴里之谋”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周天子的配合;而周天子之所以配合,正是得益于齐国政治上采取的“尊王攘夷”的举措。再说“尊王攘夷”这一政治策略,其不仅是政治战、外交战,某种程度上,其顺应诸侯意愿和天下民心,也是一种认知战。由此可见,管仲的经济战、政治战、外交战、认知战等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深度融合的。或者说,管仲的所有策略都是相互结合、环环相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此,才达成了最佳效果。
三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是狭义的战争,那么混合战争则是广义的战争——名为战争,但其手段之多样、策略之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常规对抗的范畴。其本质更接近“整体战”思想,即动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来达成预期的战略目标。
例如,齐国能够在诸侯中称霸,除了策略运用高明,更重要的是管仲拥有“整体战”思想。以经济战和外交战为例:无论管仲对鲁国、楚国等诸侯国实施“轻重之术”,还是“结鲁、服郑、制楚”,都是从国家层面实施的,服务于宏观战略目标;而诸侯国的应对方式,多是从纯粹的经济层面或外交层面实施的,服务于局部的战术目标。打个比方,如果说齐国实施的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那么其他国家实施的则是单一军兵种作战。二者作战方式的着眼点不在同一层面上,效果自然也大相径庭。
无独有偶,西方古代史上同样存在混合战争。以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为例。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中,迦太基军大胜罗马军。对于敌军俘虏,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将其分成罗马士兵和同盟国士兵,后者被无偿释放回国。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汉尼拔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在战场上击败罗马军队,而是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削弱罗马的影响力,打击同盟国的信心,进而瓦解罗马建立的联盟。同时,汉尼拔与马其顿等国缔结同盟,鼓动这些国家参战。显然,汉尼拔实施的是军事战、外交战和心理战的组合,并且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多罗马联盟国纷纷倒戈。相对应地,罗马采取的也是混合战争策略:军事上,切断汉尼拔来自各个方向的补给线,将其孤立在意大利境内;同时使用“费边战术”,尽量避免与汉尼拔的正面会战,从而保存实力、拖垮对方;政治上,对行省实施仁政统治,争取民心,防止叛离;外交上,拉拢各国建立同盟。最终,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多管齐下的混合战争策略,罗马赢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
由此看来,混合战争早已有之,且随着当前新技术浪潮的冲击和国际竞争形势的加剧,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维的趋势。传统战争往往以激烈的军事对抗为典型特征;混合战争则不同,往往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启动。这提醒人们,战争早已突破常规界限,应建立国家层面的微观预警和宏观应对机制,既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对手的进攻信号,又能够调动国家整体资源有效应对,以“整体战”对“整体战”,才能在这个更加宏大的战场上充分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