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谋略中的混合战争思想
■毛炜豪
混合战争理论是指在冲突的全频谱综合运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常规和非常规战术，达成政治目的。该理论最早由美军提出，在近年来的局部实践中得以运用，受到世界各国军队普遍关注。实际上，混合战争这一思想并非新鲜事物。早在春秋时期，名相管仲就已经熟练地运用混合战争策略，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成就霸业。
一
公元前685年，管仲被齐桓公拜为相。上任后，他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使齐国迅速变得国富兵强，并逐步削弱周边邻国，奠定了称霸的基业。
经济上，管仲采取的策略为“轻重之术”。首先通过高价购买，提高他国某种特产的市场需求，这就是重；导致该国国人都去经营这种特产而放弃种粮，这就是轻；同时大量收购粮食，等到该国粮食短缺时，再刻意抛售打压该国特产，通过变重为轻，变轻为重，沉重打击该国经济。例如，当时齐国和鲁国的纺织行业都比较发达，齐国生产的叫做齐纨，鲁国生产的叫做鲁缟。管仲令齐国上下都穿鲁缟，并重金从鲁国国内收购鲁缟。如此一来，鲁国“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缟忙”，无人再去种粮，粮食产量锐减。一年后，管仲又令齐国百姓不得再购买鲁缟，同时大幅抬高粮价。这下鲁国慌了，之前囤积的鲁缟滞销，又陷入粮食短缺的困境，只得拿出远超出口鲁缟获取的钱财向齐国高价购粮。经过这番折腾，鲁国经济近乎崩溃。这就是“齐纨鲁缟”的典故。类似的，还有“买鹿制楚”“莱莒之谋”“衡山之谋”“买狐降代”等，都是管仲通过发动“经济战”削弱乃至收服对手的经典案例。
政治上，管仲采取的策略为“尊王攘夷”。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称霸割据，周边游牧民族时常侵扰。当时齐国虽然强大，但还远远未到一家独大的地步。齐桓公既想当霸主，又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诸侯为敌。于是，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尊重和维护周王室的正统地位，“攘夷”则是号召各诸侯国共同抵御夷狄外族的入侵。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内，齐国通过“尊王”，可以获得周王室的认可和授权，名正言顺地号令诸侯、统帅联军；对外，可以借助中原各国的力量，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遏制南方强大楚国的扩张。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齐国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外交上，管仲采取的策略为“结鲁、服郑、制楚”。结鲁，是因为鲁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且实力不弱，齐国称霸需要鲁国的支持；服郑，是因为郑国无视周天子权威，制服郑国、恢复周王室威信，可以取得周王室的支持，有利于号令诸侯；制楚，是因为当时只有楚国有实力与齐国争霸，齐国需要联合其他诸侯国压制楚国。此外，齐国为了获取支持，还返还了之前侵占的邻国土地，从而获得了邻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补给。齐国东面临海，其余三面睦邻友好，为实现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管仲通过上述策略，逐步建立了齐国在诸侯国中的盟主地位。至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时，齐国地位达到了顶峰，正如《国语》所说，“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二
混合战争不单单是不同元素的“物理组合”，更是不同元素的“化学融合”，即这些元素不仅组合在一起，它们之间还发生了“化学反应”。也就是说，混合战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这些手段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深度融合的关系。管仲的混合战争策略同样呈现出这个特点。
例如，在“齐纨鲁缟”的例子中，当鲁国粮食短缺时，为什么不能向其他国家购买，而非要买齐国的高价粮呢？因为齐国通过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已经拉拢或收服了周边其他国家，使得别国不敢或不愿得罪齐国而卖粮给鲁国，迫使鲁国只能买齐国的粮食。所以经济战不是单纯地使用经济手段，还结合了其他手段。
再者，齐国对其他各国发动经济战，需要动用大量货币，齐国是如何筹措大量资金的呢？管仲就曾通过“阴里之谋”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了解决齐桓公朝拜天子而贺献费用不足的问题，管仲下令在阴里筑城，并制作大量石璧存于城内。之后，管仲请求周天子发布命令，不带彤弓和石璧者不准入朝。周天子同意并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天下诸侯苦于石璧价格高昂，却别无他法，只好运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到齐国购买石璧，各国的财物都流入齐国，齐国也有了充足的国库来支撑管仲对别国发动经济战。
“阴里之谋”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周天子的配合；而周天子之所以配合，正是得益于齐国政治上采取的“尊王攘夷”的举措。再说“尊王攘夷”这一政治策略，其不仅是政治战、外交战，某种程度上，其顺应诸侯意愿和天下民心，也是一种认知战。由此可见，管仲的经济战、政治战、外交战、认知战等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深度融合的。或者说，管仲的所有策略都是相互结合、环环相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此，才达成了最佳效果。
三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是狭义的战争，那么混合战争则是广义的战争——名为战争，但其手段之多样、策略之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常规对抗的范畴。其本质更接近“整体战”思想，即动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来达成预期的战略目标。
例如，齐国能够在诸侯中称霸，除了策略运用高明，更重要的是管仲拥有“整体战”思想。以经济战和外交战为例：无论管仲对鲁国、楚国等诸侯国实施“轻重之术”，还是“结鲁、服郑、制楚”，都是从国家层面实施的，服务于宏观战略目标；而诸侯国的应对方式，多是从纯粹的经济层面或外交层面实施的，服务于局部的战术目标。打个比方，如果说齐国实施的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那么其他国家实施的则是单一军兵种作战。二者作战方式的着眼点不在同一层面上，效果自然也大相径庭。
无独有偶，西方古代史上同样存在混合战争。以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为例。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中，迦太基军大胜罗马军。对于敌军俘虏，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将其分成罗马士兵和同盟国士兵，后者被无偿释放回国。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汉尼拔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在战场上击败罗马军队，而是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削弱罗马的影响力，打击同盟国的信心，进而瓦解罗马建立的联盟。同时，汉尼拔与马其顿等国缔结同盟，鼓动这些国家参战。显然，汉尼拔实施的是军事战、外交战和心理战的组合，并且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多罗马联盟国纷纷倒戈。相对应地，罗马采取的也是混合战争策略：军事上，切断汉尼拔来自各个方向的补给线，将其孤立在意大利境内；同时使用“费边战术”，尽量避免与汉尼拔的正面会战，从而保存实力、拖垮对方；政治上，对行省实施仁政统治，争取民心，防止叛离；外交上，拉拢各国建立同盟。最终，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多管齐下的混合战争策略，罗马赢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
由此看来，混合战争早已有之，且随着当前新技术浪潮的冲击和国际竞争形势的加剧，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维的趋势。传统战争往往以激烈的军事对抗为典型特征；混合战争则不同，往往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启动。这提醒人们，战争早已突破常规界限，应建立国家层面的微观预警和宏观应对机制，既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对手的进攻信号，又能够调动国家整体资源有效应对，以“整体战”对“整体战”，才能在这个更加宏大的战场上充分掌握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