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先行探索者，他深邃的理论思考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代化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相伴而生的，有识之士正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逐步认识到，“现代化”是救亡图存的根本所在。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什么是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方案都相继失败了。
向西方学习，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道路曲折迂回且充满悲情，“老师”为何总是打学生？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在纷然杂陈的外来思潮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的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在深刻分析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特殊国情后，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和系统深入的思考，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为延续百年的现代化“道路之争”划上了圆满句号。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检验，我们党的纲领不仅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曾经真诚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奋斗过的大多数人，也同样转变了立场，走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成为全国人民、各民族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主张。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开始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而继续奋斗。
为现代化建设夯实制度和物质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个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现代化？早在1949年3月，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便发出“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和帝国主义压榨摧残，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和人才力量都是非常薄弱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加快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第二个历史任务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1952年，我国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收入更是在1953年达到222.86亿元，占整个国家收入的30.1%，不仅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而且远高于同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具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国营经济，公私合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也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物质财富的丰裕、财政实力的增加和生产形式的成熟，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建立有力政府、有效动员社会资源建设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1956年1月，上海市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
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成功将马克思、列宁都曾设想过的“在一定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政策变为现实。这不仅避免了生产力遭到破坏、推动社会生产持续发展，而且调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使之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现代化事业大踏步前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随即开始。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全新的命题，毛泽东曾号召全党注意“学习苏联”的经验。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
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显现，毛泽东又及时提出“以苏为鉴”，开始带领全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他要求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起，毛泽东相继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构想。
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据此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针对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他指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还指出“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要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群众是最根本的力量，同时也要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他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并要求在较短的时间里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说，“这是一种责任”，并对此充满信心，领导制定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规划。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导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严重失误，造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为这条道路的开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付出了智慧和心血。尽管在探索中经历了弯路挫折，但“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