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目标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凝聚民心，提出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中国方略，有望成为全球新公共文化产品。
一、从乌托邦到现代公共政策
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也即狩猎社会及部落时代，共同富裕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这一时期，人类财产分配可能是平均的，但物质财富由于没有剩余也就没有积累，因此完全谈不上富裕，它更类似一种偶然随机状态分布下的均贫社会。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物质的剩余与积累及完全不对等的分配关系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社会的产生，古代文明的诞生及大帝国的建筑奇迹在彰显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显示人类从此告别狩猎式均贫社会而进入等级社会。此时，共同富裕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在壁垒森严的等级社会中，财富集中、土地集中、资源集中使得下层社会在王朝晚期往往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通过农民起义的颠覆形式来扭转金字塔等级社会的固态分层，“均贫富”成为响彻千年历史的主旋律。然而，等级社会王朝的兴衰律显示，一个金字塔等级被倾覆了，另一个金字塔体系又随之建立，共同富裕从来不是新帝制王朝的根本目标，有限的社会改良不过在于延缓等级制的瓦解，甚至反向固化了社会不平等结构。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财富与资本的迅速积累一方面飞快地推动着社会转型，人类社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固有矛盾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比以往人类任何社会更加可视化地呈现出来，物质的空前积累与下层阶级的累积贫困所展现的前所未有之反差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资本主义制度于是陷入了自身所创造的“制度悖论”：社会财富增加越快，贫富差距则越大，而社会日益累积的去等级化革命需求及再分配需求相应越高，人类社会对于普遍性的富裕渴求也就越高。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制度风雨飘摇，宛如狂风暴雨中的船只，陷入倾覆的险境之中，而那个时代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乃至后来建立的福利国家，就好像在汪洋大海中投下了一只救生圈，资本主义凭借这只救生圈获救并获得重生，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基本制度弊端并未因技术性改革而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并将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扩展到全民，大众民生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0年以降，随着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鸿沟扩大，欧美发达国家距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没有了外在威胁、竞争与约束，福利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了前行动力与进步改革的魄力。从大历史来看，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改造更似一种权宜之计，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更不可能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批判及社会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而与此制度目标相适应的则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与飞跃。社会主义从其理念价值、思想基础及制度目标而言，具有人类社会一般性的普遍意义，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引航明灯。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逐步采取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等调节手段。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生活先好起来，由此产生的示范力量及地区间、单位间的相互学习“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就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先富论”。与此同时，邓小平多次论述“共富论”思想。1985年3月，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先富”与“共富”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邓小平非常精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阶段论”以及“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动态均衡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生产力较为低下，需要发挥商品经济及市场调节作为刺激经济发展手段的优势，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在这一阶段，需要各个区域根据自身的自然禀赋及社会经济条件，发挥各地独特的地缘优势。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一定程度的非均衡发展可以产生示范效应及政策学习、思想扩散的效应，而过度追求平均的发展反而会损害各地经济发展的动态活力。而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财富持续增量累积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动态的政策调节以及对于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来显著缩小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差距，运用先进带动后进的示范效应与拉动效应，带动后进区域、群体不断发展进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目标。可以看到，从“先富”到“共富”是一个阶段性地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动态发展历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综合国力的持续积累，我们迎来了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历史时刻。
三、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
从西方看东方，从寰宇全球看中国的发展，今日提出的“共同富裕”既继承了人类社会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例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宣示的人类天赋尊严及社会平等的权利，也合理吸收了西方公共治理及社会保障的有益营养，但同时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告别贫困、迈向富裕、共享繁荣成为中国、中华民族的恒久动力，推动着在短时间内快速和平发展。“共同富裕”不仅仅在乎国家给予了什么待遇、发放了哪些福利，更在于引导人们以更加主动、能动的精神状态去改变贫困，从而缓解及消除那些让贫困累积、让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制度因素，不让“社会基因”阻断人民大众奔腾向上流动的梦想；“共同富裕”不仅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通过积极能动的政策让人们在化贫为富的道路上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成为自身福祉的缔造者与塑造者；“共同富裕”也不只是等待国家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更加关注社会、群体、团体、个人与国家一道共同创造什么，因此也不会坐等一个“福利国家”从天而降，而在于形塑一种社会、国家与公民个体共同担责下的“共同缔造”；“共同富裕”不仅关注人们的物质生存状态，更加关注人们生存的精神动态势能，在一个有为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国民在维持福祉、创造新物质及非物质财富的道路上不断推进。
与“福利国家”相比，实现共同富裕的治理体系不仅仅局限于每个公民的物质条件保障，同时体现出区域、城乡、群体间物质差异和社会鸿沟的不断缩小与填平，它不会坐视群体之间、区域和城乡之间的财富鸿沟扩大，其采取的大规模“区域间结伴扶贫”与“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携手扶贫”形式大大超越了传统福利国家“保障公民个人福祉”这一范围，从而使得“不能让一人掉队”延伸到“不能让一个村掉队”，而以空间均衡为导向的大规模扶贫及共富工程只有在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体系中才能完成。“共同富裕”工程还将生态目标纳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坐标中，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及循环经济最大规模的投入与技术创新，中国正在领跑全球的绿色经济与绿色工业，成为全球新能源经济的领头羊。假以时日，一种以生态主义为导向、注重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边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必将形成，这一体系将超越建立在碳氢化合物与化石燃料为基础上的古典福利国家及凯恩斯主义模式，走向一个可持续的绿色生态致富体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即将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将意味着人类社会高收入国家版图的巨变，高收入国家总人口从近13亿一跃上升到27亿，全世界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从此高收入不再是少数国家与少数人口的专利，而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居民生活现实的一部分。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将从精神上激发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奋进，中国从富裕走向共同富裕就此具有了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共同富裕价值观体系及治理体系，连接着人类共同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连接着中国古代大同世界的精神美学目标，同时承接着社会主义对于人类平等与解放永不停歇的追求，特别得益于新兴的数字时代及重构科层制的数字治理转型。共同富裕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与包容性，不但可以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兼顾各个阶层与团体的利益而共同创富，也可以在一个跨边界的世界社会里促进各主权民族国家在平等基础上携手致富,力促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止戈歇武、铸剑为犁、和平永固、共享繁荣。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在为中国大众造福创富的同时，将延伸到全球化的世界社会中去，丰富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容与愿景目标，有望成为共有、共享的全球公共文化产品，成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
作者郁建兴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首席专家，刘涛系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