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以及人才外流使中国农村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为破解农村发展困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连续十八年出台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当时，由于限制乡村振兴的贫困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经过多年脱贫努力，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大幅增长，已经从2013年的9430元增长到2020年的17131元[1][2]，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与此同时第一个百年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已经开启，“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现阶段农村工作的重点必须从脱贫攻坚转向巩固脱贫成果与全面乡村振兴相衔接，从一定程度上说，“十四五”期间中国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全面发展。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优先发展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规划与目标，为此需明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重点问题与保障问题。
一、“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重点问题
“十四五”期间，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有高层次的需求，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物质是第一位的、物质决定意识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基础的观点。虽然脱贫攻坚目标已经顺利实现，但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差不大，脱贫攻坚成果亟待巩固深化，因病返贫和因病致贫等问题可能发生。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必须重点关注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要求，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夯实农民进行社会活动的经济基础。
“十四五”期间，相对均衡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基本准则。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均衡：一是城乡发展的相对不均衡。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43834元和17131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27007元和13713元[2]，无论是从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抑或是从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来看，城乡之间仍有较大差距；二是区域发展的相对不均衡。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其农村居民经济水平相对中西部地区较高。例如201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876元将近达到3万元[3]，而毗邻浙江的中部省份安徽2019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416元[4]，可见区域之间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三是产业发展之间的不均衡，当前农村在产业兴旺方面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及收入单一等问题[5]，这不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农村的长远发展。
“十四五”期间，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生态环境历来为党和国家所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两山论”作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这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为产业兴旺提供资源基础、通过合理开发生态资源为生活富裕提供资源保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提供资源和动力。同时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实施的要求，又是持续推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保障。通过有效的治理，使得党和国家的各项乡村振兴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充分调动农民、市场以及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提高政策效能、执行效率和参与积极性。
“十四五”期间，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道德和文化属于精神范畴，其具有更深沉和持久的力量，能够凝魂聚气，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乡风是道德和文化的凝练与表达。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乡风建设，通过打造良好社风、民风和乡风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同时乡风建设也是衡量乡村振兴实施的重要指标。
二、“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保障研究
“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需要按照“二十字”方针，在巩固脱贫成果、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借鉴脱贫攻坚时期的经典做法，从政策保障、机构设置、组织优势、职能转变、技术支撑、文化建设和项目评估七个方面确保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开展。
政策可行、执行有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作为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乡村振兴顺利实施拥有明确顶层设计。如果将中央提出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这一目标视为整个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宏伟建筑的顶部，那么各项具体政策就是这一建筑物的四梁八柱，起着支撑作用。因此需要将绘制这一美好蓝图的顶层设计加以细化、落实成有效的具体政策，并确保政策真正发挥其效能，防止执行过程中出现政策异化。
上下对口、职责同构。2021年2月16日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这表明国家层面已经有了一个总揽乡村振兴、协调各方力量，负责乡村振兴政策发布、落实、实施、监督的部门。按照上下对口、职责同构的要求，各地方需尽快成立本地的乡村振兴局，具体负责本地区乡村地区调研、反馈、政策起草、发布、实施、落实等方面的职能，同时承担资金引进、人才引入等方面的工作，并吸纳各方面人才进入部门，从而保证乡村振兴政策的可行性、有效性、执行性、可操作性。
党建强化、书记负责。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的一大法宝。在脱贫攻坚战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分片负责、联系到户。这一做法表明乡村振兴中，必须加强党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五级书记抓扶贫是在脱贫攻坚之中形成的又一大经典做法，借鉴五级书记抓扶贫做法实施五级书记促振兴，对于亟需进行乡村振兴或者在乡村振兴过程之中遇有重大难题的地区可以考虑五级书记促振兴，这一举措可以常态化实施也可以非常态化因地实施。
职能转变、驻村协调。在脱贫攻坚战中，各地均派出驻村工作队赴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指导工作，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为农村脱贫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胜利的前提下，驻村工作队可以适当延长保留一段时间，以确保刚刚脱贫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会因为自然灾害和疾病等问题导致返贫，但是其职能需要从扶贫转向振兴，将自身定位成落实乡村振兴政策、反馈农村情况、联系农村和社会、协调村民的工作队。
技术运用、数据赋能。现如今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缩短了时空距离、加快了资本要素的流动，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便是新兴技术运用的现实表现。但是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多集中在城区，还未完全延伸至农村地区，为防止农村地区出现技术孤岛、技术隔阂和数据鸿沟现象，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初期，在合理评估后必须打通农村地区的技术最后一公里、打破技术孤岛和隔阂现状。可以扩大智慧城市建设范围，逐步从城区延伸至农村。除此之外，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4G深化普及、5G创新应用，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阐述“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强化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供给、建设智慧绿色乡村、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信息惠民服务、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网络扶贫向纵深发展、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6]。在这一要求下中央网信办等七部委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7]，确定了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名单[8]。为此需要重点关注试点乡村的经验做法、将有效合理之处加以推广，为乡村振兴的技术运用提供合理借鉴。
文化建设、凝心聚力。文化是一个民族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及其强大的精神力量，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建设。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证村民积极配合；通过树立乡规民约规范村民言行；通过乡贤模范宣讲促进加深村民认识；通过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报告启发村民思考。通过众多文化活动加深村民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加强村民团结，从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9]”要通过一系列文化建设，使村民切切实实感受到乡村振兴的益处，从而使村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具有获得感、幸福感，以达到凝心聚力效果。
合理评估、推优纠偏。借鉴脱贫攻坚的又一行之有效的做法，开展对乡村振兴实施效果的合理评估。党委和政府发挥政策研究室、社科院、高校等智库作用，将中长期的乡村振兴实施规划细分为多个阶段性目标，同时制定有效可靠的评估指标，通过上级检查、同级互查等内部评估以及第三方评估等外部评估方式，阶段性地评估乡村振兴政策实施效果。将评估反馈结果作为基层党员干部考核任用的指标，并对各地的优秀做法加以褒奖推广、对实施过程中发生偏差的予以纠正、对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惩治。
“十四五”规划期间是我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关键五年，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对于“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重点推进产业兴旺、生活富裕要求，以相对均衡发展为基本准则，以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为主要抓手，确保乡风文明为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借鉴脱贫攻坚中的经典做法，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同时，发挥政策保障、组织优势、技术效能、文化作用和评估益处等，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最终发展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本文系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基于乡村振兴安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研究”（AHSKY2019D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