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我国西藏边境最危险的一条边防线，30多年来已经有14名官兵牺牲在巡逻途中。
关于冒险，世界上存在许多说法：有人说为了探索未知，有人说为了彰显生命，还有人说“因为山在那里”。但六连官兵的冒险则是出于一种职责——战士们必须用血肉之躯去守护祖国的每一寸疆土，向世界宣示我们的主权。
在文中，你可以看到年轻战士被卫国责任激发出的英雄气概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事迹。这其实是一种平凡的英雄主义，他们的身世那么普通，他们的出现那么偶然。恐惧与无畏、动摇与坚定、世俗与崇高奇妙地揉合在了一起。
平凡的意义在于，大家都应该可以做到，包括你我。这催人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普通人是否还要追求崇高？注重个性的时代，该怎样对待社会责任？
我站立的地方
■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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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一定是吃尽了苦头，才走到西藏边境这个叫做“陇”的地方：2018年第一个月，爱迪生发明电灯近140年之后，这里的灯丝终于接入了国家电网。
在很多方面，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个群山环抱的峡谷都与外界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书信在此地延续了更长的生命。2006年这里才进入电话时代，公路要再等三年才会开通。第四代移动网络服务迟到了三年以上。报纸总是延迟一周送达。
对于四千多公里外的北京来说，陇只是身后西南偏南方向上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子，却嵌在不可忽视的一道屏障：中国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约两万公里长的边界线，占陆地总边界的十分之九，而陇所拱卫的部分属于另外的十分之一。猿猴在崇山峻岭之间来去自如，它们脚底携带的疆土，牵扯着当世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的相处。
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走到这里扎下了营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诞生了11年，西藏自治区则要再等几年才会设立。
这支戍边队伍如今的一名晚辈，看过改编自幻想小说《冰与火之歌》的电视剧，剧中虚构的“守夜人”角色，立即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一个令人畏惧不前的冰封之地，一个接近与世隔绝的地方，守护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在巡逻，我们不会到处去说。”这个名叫刘东洋的年轻人说。他们的守护范围大都是无人区，其中一个地名翻译过来就叫“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十九世纪以来，道阻且长的西藏一直是探险家的秘境。英国军官暨探险家贝利——同时也是西藏目睹的西方入侵者之一，在1913年接近过陇这个位置，但他的笔记注明他并没到达。他的同伴曾用“西藏最后的一村”形容周边另一村落。
刘东洋到来时是2009年，通往外界的公路刚刚打通，这是道路由原始向现代的又一次换代。
一代又一代人或是徒步，或是骑马，或是乘车到此驻守。交通方式在进化，但这些人的共同体验是，路似乎总也到不了尽头。
驻军几经演变，如今它叫六连，隶属于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的一个边防团。第十七任团长谷毅记得，过去道路只容一车通行，两车会车需要一方退到较阔位置，悬崖边倒车几公里是常有之事。一辆卡车曾翻下悬崖，造成9人遇难。
2018年1月9日，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杨祥国站在玻璃前。他入伍以来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上大小伤疤21处。
从他在西藏多地的服役生涯中，谷毅不怎么费力就能找出许多有关道路的深刻回忆，比如将人困在山中数月走投无路的大雪封山。他见过封山之苦：一位战友的父亲患病，等到春天冰雪消融，第一辆邮车送来一摞电报，惜字如金的电报概括了发病到病危的全过程，每一封都求他“速归”。除了最后一封，带来的是噩耗。
“长夜来临，守望开始，至死方休……我是黑暗中的刀剑，城墙上的岗哨。我是御寒的火焰，启明的光线，醒世的号角，护国的盾牌。”“守夜人誓言”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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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今天，在辽阔的西藏，要想找到一个像陇这样的目的地，也需足够的耐心。第三纪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像复印机一样塑造了这里的地貌。卫星从太空拍到的只是一张张风干的树叶标本，脉络落了白霜的部分是一座座雪山之巅。在那些颜色深浅不一的脉络之间，一片枯叶上就蕴含着两千多米的海拔落差。
行进在这单调的途中，车辆行李箱里如同正在举行一场奥运会的蹦床比赛，汽车则像显微镜下的某个微生物，吃力地爬过一片树叶，然后又一片树叶。
陇就藏在一张叶片的褶皱深处。今天，最近的村落距此17公里。漫长岁月里，这里与人间烟火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但刘东洋的老班长杨祥国可以举出很多证据，证明这里也在缓慢进化。
没有人比杨对此更有发言权。他是这里的活化石，还没人像他这样在这“崖壁下面巴掌大的地方”生活了十六七年。他的记忆总是伴随一些肉眼可见的标志物。2001年他到来时靠的是脚板，他见证了道路反复的断和续。2006年他认识了太阳能电池板，采集自阳光的能量确保了电话信号发射器的运行。到2009年，他看到了陆续树起的水泥电线杆，然后又用9年时间等到它们送来电流。
但陇仍是一个可能对外失去联系的地方。今天驻扎于此的最高长官、陆军少校余刚对失联有切肤之痛。
余刚服役的最初五年没能探亲，期间他在一次边境管控行动中立下了功劳——是团史馆里陈列的罕见的一等功。他贵州老家的官员闻讯后赶到那个闭塞的山村，为他父母送去了锦旗，在门外放了半个小时的鞭炮来庆祝。
很快，村里生出一个流言，“余刚在西藏‘光荣’了”，否则无法解释那些鞭炮和余家得到的隆重慰问。
余刚事后才听说，母亲也疑心他殉职，时常以泪洗面。即使他照常寄信回去，不识字的母亲仍怀疑信件是出于安慰而伪造的。
他后来终于有机会回家。在自家的木楼外，他身穿军装，当众给父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母亲绕着他转了两圈，“耳朵摸一摸，头上摸一摸”，再三核实，确认是儿子回来了。
电话的开通才终结了此类事情。连队要求每人每周至少与家人联系一次。有相当长的时间，有没有电话信号取决于老天爷的心情，但对书信的依赖总算摆脱了。
书信总是太慢。当一个年轻人鼓起勇气躲在信封里询问远方的心上人是否对自己有意，答案最快也要一个多月才会到来。杨祥国记得，他给暗恋过的女同学只是写过两三封信，一年就过去了。
失联最近一次制造麻烦，是在去年7月，雨水引发的泥石流冲断了道路和光缆。有20天，他们无法向家人报平安。
余刚带着一名下属，骑摩托车勉强穿过塌方路段，到17公里外的村庄，以营长的身份给每个士兵家人发去短信。他解释了自然灾害，可一些家属言语里透着不相信——他们怀疑自己的孩子不是困于天灾，而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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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陇的边防官兵来说，特殊的边情时常提醒他们置身于真正的边防线。
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口号，如今就刻在山南军分区大门两侧。门内第一块石头上则是五个大字：“站在最前线。”六连巡逻的必经之地，就包括过去的一个战场。
半个多世纪以来，雪山所见到的边境沉浸在总体安宁之中。一代一代哨兵，在那些或寒或暖的夜里数过流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