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堪在情急之下写给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信。
潜入皇宫,两夜时间描完奏折全文
蔡智堪觉得,采用金钱收买最高机密这种方法难以奏效,不如利用日本政客间的矛盾,智取奏折。蔡智堪打探到,《田中奏折》出笼后,遭到日本保皇派和民政党的抵制,日本内务大臣牧野伸显(民政党顾问)和保皇人士急于将这一阴谋公诸于世,希望世界舆论阻止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
考虑周全后,蔡智堪利用自己在日本政界的关系,很快与牧野伸显达成协议。牧野伸显安排自己小妾的弟弟、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秘密接应蔡智堪潜入日本皇宫。
研究这段历史多年的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孙成德告诉记者,1928年7月下旬,蔡智堪乔装成图书修裱师,随身携带牧野伸显送来的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牌”,由山下勇领路,进入皇宫的“皇室书库”。
在《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一文中,蔡智堪回忆:“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点50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奏签‘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原想用照相机将奏折拍照下来,但是夜里天黑又无法使用闪光灯,只好采取抄写的办法,“我将碳酸纸(半透明的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描出。”
他花费两个晚上才描写完毕。
之后,蔡智堪专程从东京前往奉天(沈阳),把抄录文件面交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次日返回日本。事后他把自己在东京的一栋房子提供给山下勇居住,又付2.5万日元作为对山下勇的感谢和报酬。
王家桢收到抄件后,立即派人翻译成中文,并定名为“田中奏折”,呈报给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经张学良批准,作为机密文件印刷了200本,发给东北的军政要人,以了解日本人的阴谋,作为采取措施时的参考,同时报送南京国民政府。
“把《田中奏折》在国际范围公布出去的是阎宝航。”孙成德说,阎宝航时任“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9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太平洋会议”预备会上,阎宝航把翻译成英文的《田中奏折》分发给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代表,遂引起会议代表强烈反响和震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阴谋从此公诸全世界。
“尽管日本一直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特别是获取、传递、翻译、公布《田中奏折》的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阎宝航等人的回忆,能够证明其确实存在。”孙成德表示,日本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田中奏折》设计的路径如出一辙,其真实性已经得到铁的印证,历史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
故事讲到此,记者不禁产生疑问,张学良早在1928年下半年就知道了日本的侵略计划。按理说,他应该对日本关东军的一举一动都充满警惕性。可是,3年后,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执行不抵抗政策。如此怪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