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历史家必将大书而特书！”
在充满悬念的期待中，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引发新闻界和公众的极大热情，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
据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王淮冰回忆，毛泽东到了重庆，“山城的人们还在争论着毛主席会不会来”。在王淮冰到机场完成采访毛泽东飞抵重庆的任务回到城里，听到同事金仲华和刘尊棋两位国际问题专家还在争论毛泽东会不会到重庆的问题。
《新华日报》这样报道：“八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新闻。本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消息，重庆市民间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洋溢着喜悦啊！本报门市部挤满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而在机场，“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但是每个人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主席说：‘好莱坞’！”“美国记者们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这是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
《大公报》记者子冈写道：“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大公报》记者注意到了毛泽东的几乎所有细节：“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显然，毛泽东的一切对这位记者都是新鲜的，是她想知道，也是她的读者想知道的，所以如此不惜笔墨详细描述这位中共领袖。这一人性化的生动形象，对大众是有亲近感和感召力的。
而重庆的新闻传媒则直接采用了诸如《毛泽东先生来了！》《毛泽东到了重庆》《团结在望 国家之光——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和《迎毛泽东同志来渝》这样的社论标题，对毛泽东到重庆的意义深切关注并大肆渲染。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大公报》将“毛泽东先生翩然到渝”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中苏定约，结为盟好”并列为国家的喜事。成都《华西晚报》更直言“毛泽东到了重庆，并且开始了国共两党领袖的直接谈判。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并判断“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而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社评，则将毛泽东飞抵重庆比喻为“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后，这真是最令世人兴奋的消息！”并相信“这是‘新中国’的发轫，这是全世界和平的福音，建国大业可能因此而提前完成二十年，历史家必将大书而特书！”
爱国诗人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是“弥天大勇”，这虽然带有诗歌夸张成分，但客观评价，毛泽东和中共做出的赴重庆谈判的决定是需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胆识和担当，符合社会各界的期盼，因而赢得强烈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