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民心向背的大检验
——70年前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的历史细节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图为民主人士张澜等与毛泽东在机场合影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社评：“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后，这真是最令世人兴奋的消息！”
《大公报》：“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成都《华西晚报》：“毛泽东到了重庆，并且开始了国共两党领袖的直接谈判。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大公报》：“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限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面，关系目前与今后的国运极其远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商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终于结束，这一时间点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中国人民在精神和心态上是非常复杂的。抗战胜利固然带来喜悦，重庆等地也都有盛大的庆祝活动。但喜悦过后，立即面临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尤其是因联合抗日而合作的国共两党和军队还能否继续合作？在经历八年艰苦战乱后，人民能否享有和平的社会生活？这些都与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和每一个国民有切身利害关系。这就使公众对国共谈判具有强烈的期待，也具有广泛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
从心理角度考量，抗战时期支持国家和国民精神的支柱和目标——“抗日救亡”大业，在带有一定突然性的胜利到来之后，如释重负的同时，显然会有一种失重的瞬间和一个调整过渡期。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支持国家和凝聚大众的新的目标来替代抗战胜利留下的目标真空和心理失重。在当时，国共谈判与和平建国，就是这一新的目标和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