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试验场区的营帐
东方巨响
爆炸前的最后一晚，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是在铁塔下度过的。
16日一早，他向基地报告，请求六点开始插接雷管。
插接雷管相当危险，操作中必须保证断电。根据当时九院的规定，插接雷管的人必须带着启爆台上的钥匙，但是基地主控站的规定是不准把钥匙拿出去，根据张蕴钰的回忆，当时，“钥匙”的问题还引发了一场小争执。
最后，张蕴钰自己带着钥匙，随着插接雷管的六名同志，坐着吊篮上到了铁塔上的爆室。
雷管安装完成后，九院的试验部副主任方正合上了起爆机电缆的电闸。
张蕴钰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在上面签了字。
此时，方正合上了最后一道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
那个上午，一道道充满密语的电波在罗布泊与北京之间穿梭：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10点30分，梳完辫子。”“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老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为这颗原子弹长得像一个巨大的“球”。装原子弹的容器代号“梳妆台”，连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电缆线代号“辫子”。
大家都在为最后的时刻忙碌着。
张蕴钰和李觉是最后撤离爆心的，那时距离“零时”还有一个多小时。
回到主控站后，张蕴钰郑重地把钥匙交给在主控室主持试验的张震寰，李觉则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在指挥部等候的、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
当张蕴钰来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的时候，离“零时”已经不到20分钟了。
张蕴钰一直清晰地记着那个时刻，整个罗布泊陷入大战前紧张的静默中。
同是在白云岗，张爱萍将军一直没有按照指令背对爆心卧倒，旁边的人问：“首长怎么不蹲下？”张爱萍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眼睛已经花了，伤一点也没什么。”
老将军就那么一直站着，面朝着铁塔的方向。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韩云升时任基地气象站长，那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他也在白云岗，他后来回忆说，“零时”一过，铁塔处一个像太阳般的大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起，一会儿，一朵蘑菇状的烟云出现在场区中心。
当时，刘西尧急着问他：“你看云顶有多高？”韩云升根据平时的经验回答：至少有7000米。他话还没说完，刘西尧就对着科学家们喊了起来：“7000米以上，7000米以上！”
云顶高度7000米以上，意味着这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
顿时，整个白云岗被欢呼声淹没了。
“零时”之后5分钟，核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通过电话线传到了北京，当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却异常冷静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事实上，原子弹爆炸后十分钟，在马兰基地欢呼的人群之外，防化部队20多个年轻的侦察兵穿着防护服、携带仪器进入了核爆区，他们要在辐射沾染区进行实地侦察作业。
“收回成果和取样队是每一次试验过后第一批进入核污染区的，我自己也进去过很多次。”马国惠说，“这种工作高度危险，要有很好的体力，还要全程穿着密封的防化服，一点都不能马虎。”
正是这些年轻队员的勇敢，换来了第一次核爆后基地最早一批检测数据。
很快，一份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送到基地指挥部，又报到了北京。
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恩来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提前宣布了这一喜讯。
消息一出，举国欢庆。
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当量到底有多大，为了得到最准确的数据，在原子弹爆炸后55分钟，两架伊尔－12运输机从马兰基地旁边的机场腾空而起，飞向爆心点腾起的巨大蘑菇云。
进行核试验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就是分析核装料的裂变燃耗，以此来确定原子弹引爆后是否发生核爆以及核爆的当量。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核爆之后进行飞机取样，获得一定数量的放射性灰尘。虽然技术人员已经对穿云取样的安全程度做过论证，但是放射性灰尘到底对飞行员有什么样的身体危害，大家还是有所疑虑。
明知极其危险，接受飞行任务的郭洪礼机组5名飞行员义无反顾，他们先后穿云三次，收集到足够的样品后，飞机才钻出了蘑菇烟云。
他们取到的样本被送到北京监测分析，几天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确定了我国首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
这一结论，震惊了整个世界。
正如核爆成功第二天周恩来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所说的：“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然而，对于马兰基地上的人们来说，1964年那一声东方的巨响，只是他们在罗布泊荒原奋斗历史辉煌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