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军”与“民”的辩证关系，打牢联合作战的深厚根基
曾经有人这样比喻联合作战：三个鸡蛋，放在一个碗里，叫初步联合；打开后放在一个碗里，叫有限联合；打开后经过充分搅拌，融成一体，叫全面联合。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形象说明了联合作战的真正内涵实际上是完全打破军兵种界限，实现从外到里、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联合。由此引申开来，联合不仅是军事领域内部各作战单元和要素的联合，同样也要求军用资源与民用资源实现深度融合。军民融合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打造联合作战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尽快编制军民深度融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军民融合涉及到诸多要素、诸多领域，尽快编制军民融合中长期发展规划，用规划项目、时限、目标等硬约束，推进军民融合复杂巨系统有序运转，可以确保为联合作战能力建设及时输入最新血液，加快各领域民用力量对联合作战能力生成的促进和推动。一方面，军队要主动“融”，主动纳入，主动对接；另一方面，国家民用层面要积极“合”，全力推进，互利互补。只有以合作促进融合，以融合推动发展，让军民共享发展的红利，才能确保发挥军民融合最大效益。
尽快建立规模适度、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历次战争实践证明，一些重要战略物资装备从改进设计、生产到成品输出，一般需要1至3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建立适度完备的军事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非常关键，它如同一个巨大的弹簧，能够承受战争对国家的巨大冲击，为“民”转“军”机制启动、运转和提速赢得时间。尤其是未来信息化战争作战节奏转化加快、武器效能集中释放、战场消耗成倍增加、初战往往就是决战，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物资能否及时供应到位，关系到作战的成败。要积极调整战储物资布局，优化储备结构，建立起适度、适时、适地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有效支撑联合作战。
尽快建立健全特色、高效的国防动员法律体系。国防动员是衡量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指标，没有高效的国防动员，“民”转“军”能力无法瞬间释放。建议在细化联合作战需求的基础上，修改《国防法》《国防动员法》等法律，尽快起草《经济动员法》，解决动员难度较大的战时经济动员立法问题，以满足未来联合作战需要。军地各部门应根据国家法律，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或行政法规，明确战时征用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等具体规定。同时，加强地方性动员法律建设，使之成龙配套，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动员法律体系。
准确理解“利益边疆拓展”的思想内涵，善于运筹国际环境塑造联合管控危机模式
联合作战要发挥出最大效益，不一定非要采取“战”的手段，也要善于运筹安全环境，达到不战或小战而胜的目的。
长期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按照“屯兵驻防”理念，围绕“域内拒敌”展开，立足的是在国境内打击来犯之敌。随着我国经济利益、安全威胁逐渐超出本土疆域，域外建设空白导致的军事影响乏力逐渐显现。基于此，2015年版《中国的军事战略》提出了军事力量职能由保卫地理边疆安全向保卫利益边疆安全拓展，以能力延伸保证利益边界。打造我军联合作战能力，要准确理解“利益边疆拓展”的思想内涵，按照主动参与、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领域和空间。
正如《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所指出的，应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坚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军队开展务实合作。适应形势变化，不断探索合作的新领域、新内容、新模式，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和挑战。
注重联控危机化解风险。针对地区危机热点，积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加强沟通交流，注重政治、军事、经济、能源等全方位合作，完善通报信任机制和安全行为准则，增进互信，防范风险，管控危机。
注重联合反恐清除威胁。深化“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主导建立双边或多边反恐情报交流、联合磋商、联合行动等机制，推进联合反恐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组织，确保重点区域和重要航道安全。
注重联合管理保护资产。针对我海外资产和基础设施面临外部威胁的现状，积极与资产所在国、相关国密切合作，将在外企业和华人华侨纳入保护范围，以属地管理、联合应对为原则，统一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维护资产安全环境。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局部服从整体、次要方向服从主要方向，既要自觉维护和平友好发展大局，深化合作互信，又要坚持底线思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逞强也绝不示弱，最大限度经略掌控于我有利的斗争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