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