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知识分子的数量很少。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药卫生几方面的知识分子,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低。党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强调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必须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充分利用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那些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进步分子,解放后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不少人成为党政机关中的工作骨干;广大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倾心于新政权,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国家。进城之初,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绝大多数继续从事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工作,以用其长;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社会政治地位,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共同建设新国家。党还积极争取留居国外的学者和留学生回国,帮助他们实现为国效力的夙愿。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950年前后,李四光、华罗庚、叶笃正、程开甲、谢希德、赵忠尧、王淦昌等一批科学家和学者,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裕条件,返回祖国参加建设。到1952年底,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已接待2000多名回国留学生和专家学者。这集中体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来看,由于刚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不久,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还有很大影响。许多人对新的社会事物不了解、不熟悉,大都有重新学习的愿望,希望深入地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按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各地先后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及各种短期训练班,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时事政策文件,开设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课程。新解放区的大批青年学生,以及许多接受旧式教育或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和教育,了解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等基本道理,开始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逐渐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打下初步基础。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致信周恩来,热诚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任北大政治学习运动的教师,以期提高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党中央十分赞赏和支持这种主动要求学习的行动,决定把学习运动扩大到北京、天津所有高等学校。9月29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向参加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结合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阐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再争取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他强调,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但要促进这个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同时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周恩来的报告亲切诚恳,使到会的教师深受教育和启发,深感很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方能获得思想上的进步。随后,京、津两市20所高等学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实际,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由此,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开来。
毛泽东赞扬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文联决定在文艺界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从1951年11月下旬到1952年夏,各地结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全面展开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初步澄清文艺工作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52年1月,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开展学习运动,结合全国正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形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1952年六七月间,科技界也开展了学习运动。这样,由教育界开始的以改造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是一次学习运动。主要通过学习有关文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举办各种报告会,组织参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展览会,或参观工厂、农村,帮助各界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站稳革命立场,解决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划清敌我界限的问题,树立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启发自觉的原则,由知识分子结合个人经历,在一定范围的会议上检讨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及不良作风,听取并接受群众的评议,由所在单位的学习委员会提出帮助他们改进的意见。对于个人政治历史上确有问题或污点的知识分子,在组织清理阶段要求他们忠诚老实地写出材料,由组织上作出适当结论,以便他们放下历史包袱,获得谅解,轻装前进。经过上述步骤,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于1952年秋基本结束。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这次运动。
由于对如何正确解决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中的问题缺乏经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思想批评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如有的单位学习苏联,要求承认苏联的某种生物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批评西方科学家的生物学说是“资产阶级”的;有的单位采用群众斗争的办法,要求思想检查“人人过关”,实际做法有些简单、粗糙,给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压力,感情上伤了一些人。这种以搞运动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的教训值得总结。但总体来说,在新旧社会转换时期,我国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效果是积极的,党对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比较及时地作了纠正。
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总的是符合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希望重新学习、转变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的,实践的结果也说明,通过这种改造思想、提高认识的活动,有利于促进广大知识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巩固政权的实际斗争,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在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观念方面取得初步成绩。通过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主流。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指引下,广大知识分子经受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跟上时代的要求,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