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以解决战争和生活的需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
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２５％）。减息的办法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１０％），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１５％）。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经过减租减息，农民得到经济实惠，提高了他们参加生产和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发展食品、日用品生产，小型服装加工和军械维修等。抗日民主政府规定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既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主、资本家的合法利益。
在金融方面，各根据地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流通的货币很乱，除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军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联银券”等。日、伪军用这些伪钞强行抢购和掠夺根据地的物资，扰乱金融，破坏经济。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各根据地政府先后建立银行。如１９３８年３月成立的晋察冀边区银行，８月在山东成立的北海银行，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建立的冀南银行。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其中，晋察冀边区银行的钞票流通较广，后来遍及华北。各根据地银行在边区政府领导下，与经济、贸易部门相配合，积极打击日钞、伪钞，逐步取缔杂钞，不断扩大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流通范围，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这对稳定金融，保护和推进各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力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民族解放战争，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部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批评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全党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领导的军队、学校和政府的工作，并把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入党。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和他们的努力工作，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抗战开始后，党在延安陆续创办了大批学校，积极发展干部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培养训练出一大批军政干部，派往各地。为了便于同斗争实际相结合，也为了减轻延安的负担，１９３９年７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往晋察冀根据地；１９４０年２月又移至晋东南。此后，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抗大陆续办起１４所分校、５所陆军中学、１所附设中学。抗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１０余万名军政干部，对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发展壮大和军政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他干部院校在这期间也得到很大发展。这些学校的领导人大多是久经锻炼的老干部，许多教师是来自全国的名流学者，学生多是来自各地的爱国进步青年，其中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些学校办得生机勃勃，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骨干。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起干部在职学习的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文化、政治素质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日军的入侵，大批学校被毁或被占用，教职员纷纷离校，使许多地方的国民文化教育陷于停顿。在偏僻的农村几乎没有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私塾，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读书。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国民教育事业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各抗日根据地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国民教育工作。他们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办起大批中、小学。到１９４０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１３４１所和中等学校７所，其中小学生达４．３６万余人。晋察冀根据地有小学７６９７所。各抗日根据地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如夜校、冬学、识字班（组）、读报组和剧团等也有很大发展。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和文化上得到启蒙和提高。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也得到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１９３８年５月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时，专门抽调精通外语、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３２种，达几百万字。１９４１年编译部撤销后，又于１９４２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许多中央领导人到校作过报告，不少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员。学院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１９４１年７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９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提纲》，等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延安，社会科学的学术性团体还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如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党报党刊是党的舆论宣传阵地。抗战时期，党主要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全国青年联合会创办的《中国青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妇女》等，也在团结人民，打击、揭露敌人方面作出了贡献。为了更好地做好马列著作和党刊、党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７年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１９３９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延安，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报刊和书籍达到数百种。各根据地也出版各种报刊，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通讯社于１９３７年１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其报道范围由开始仅限于陕甘宁边区，继而发展到全国各地。新华社还在敌后根据地设立了分社。１９４０年底建成的新华广播电台，宣传党关于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在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特别是诗歌、报告文学的创作以及农村戏剧运动发展迅速，各种文化艺术团体十分活跃。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于１９４０年２月成立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后又建立医药、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机械电机、化学等专门学会，共有３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为科学研究和普及科学知识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４０年８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它的建立，对推动边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