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策略的调整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经过近１６个月的战略进攻，日军已推进到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占领和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以及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使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已达到２４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有关东军８个师团，国内只留有１个师团。到这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４４．７万多人。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形成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对日军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阳）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使日本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接近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出现战略相持的局面。
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军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同年１月第一次“近卫声明”关于日本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方针。１２月６日，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规定，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仍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政略”。１２月，日本设立“兴亚院”，由首相兼任总裁，统一筹划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事务。
在政治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实行其所谓“以华制华”的方针，在占领区内扶植和强化傀儡政权，建立“新民会”等汉奸组织；在察南、晋北等地建立地区性的傀儡政权。日本收买的汉奸头目多半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官僚，这些依仗侵略者刺刀维持的汉奸政权，在中国人民中没有多大欺骗作用。因此，日本侵略者攻占广州、武汉以后，又策划建立新的统一的傀儡政权。
在经济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弥补其兵力和资源的不足，加紧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大肆劫掠占领地区的资财，发行货币，统制金融，掠夺工矿资源和农副产品，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１９３８年４月成立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两个对中国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机构。日本为了解决全面侵华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人力资源，大肆掳掠中国青壮年充当劳工。抗战期间，日本以欺骗、掳掠等手段，强制役使中国劳工达上千万人。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等，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日本侵略者还加紧对中国的文化掠夺。日军所到之处，大批文物被抢掠，许多著名的古迹和文化设施被毁坏。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分化、诱降的一个重大步骤，是策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１９３８年夏秋，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同日方代表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１１月３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实际上是暗示汪精卫：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１１月２０日，汪精卫集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投降卖国文件。按照预定计划，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等由重庆乘飞机至昆明，次日又转飞越南河内。追随其先后叛逃的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１２月２２日，近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签订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古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有驻兵权；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中国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应积极地向日本提供资源开发的便利；如满足上述要求，日本可以不要中国军费赔偿，可以撤销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电（即“艳电”）的方式，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
提携”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汪精卫集团降日反共、甘当汉奸卖国贼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