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１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２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认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大的帮助，这些情况，造成中国抗战的长期性。他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分割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晋察冀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他说：“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
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将自己的错误主张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他不重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政治局会议上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１９３８年５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并强调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大批学生、失业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乡村，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亦不应顾惜。但是王明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上述部署，没有积极组织力量向华中敌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开展工作。
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４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５月１７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任弼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活动，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落后，但凭借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任弼时的报告和口头说明，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６月１１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决定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１９３８年６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其工作。７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８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９月１４日至２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等出席。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言，强调党内团结，并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八路军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