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坚毅永保本色
“在大是大非面前，爷爷是毫不含糊的，眼睛看得清，脚跟立得稳，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在工作上，他是敢于负责的，为了党和国家利益，完全置个人利益、甚至安危于度外。”大担当必有大性情，耿巍深解爷爷“耿直坚毅”这个秉性是“与党性共生的，是从炮火中磨砺来的”。
1969年5月，耿飚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任期内，渐渐地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肆意浪费，耿飚非常难过。
经过痛楚的反思，耿飚认识到，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不但加重了我国的经济负担，而且对阿尔巴尼亚来说也无助于他们的发展。可是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是非常冒险的。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耿飚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信如果落入江青等人的手里，那他肯定会被扣上“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而被再关牛棚，甚至进监狱。但耿飚此时考虑最多的是大使的责任、共产党员的担当。
意见很快传回国内，通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转到周总理手里。总理非常重视，马上向毛主席做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赞赏：“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有了主席的批示，江青等人没敢找耿飚的麻烦。
后来李先念曾对耿飚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耿飚的一生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耿飚常说，我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我要和千百万人民战士在一起，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家的建设竭尽绵薄之力。“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1991年7月9日到27日，退休后的耿飚和夫人赵兰香回到了阔别50年的甘肃庆阳，当地群众热情地欢迎耿飚一行。许多陇东老乡闻讯赶来，纷纷要求和耿飚见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找耿飚告状的。离开庆阳那天，耿飚接见了县里的主要领导。他心情沉重地讲述了一件往事：“50年前，我们三八五旅在这里驻防，部队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这个战士枪毙。正要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连受害者的父母都向部队请求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耿飚停顿了一下，面色凝重，高声发问：“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典故“耿飚之问”。
耿飚之问，问出了千古人心！所以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耿巍表示，“爷爷的一问，源自心底对养育了中国革命的人民群众的热爱，表达了赤子情怀。那片热土不仅仅是养育了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更培育了他爱兵如子、爱民如亲的大爱真情。”
耿飚、赵兰香夫妇与长子耿志深
2015年，耿巍在庆阳南梁革命纪念馆有关爷爷的展板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