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三为杨利伟。
首批14名航天员里，有一大半人年龄比我小，学历比我高，有的还是双学士，我感到了很现实的压力。面对强手，我不服输的个性又一次爆发了，从第一门课开始，就特别用功，也深信只要一点点地积累，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为了完成飞船模拟器训练，我把能找到的舱内设备图和电路图都找来，贴在宿舍的墙上，随时默记，还专门花1万多块钱买了台摄像机，把模拟器各舱段内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录了录像，反复观看、随时练习——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才2000多块钱。
训练课结束后，那些密密麻麻的图表和键钮都印在了脑海里，我对它们比对自己手上的纹路还熟悉，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的仪表、电门，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面前，随便说出一个设备名称，我马上就会想到它的颜色、位置和作用。航天员飞行手册，像一本厚厚的辞典，我基本都能背下来，我还把航天员的好多操作，编成了口诀和顺口溜，用一个字代表一个动作，朗朗上口、好记易学。
体质训练是我的强项。2001年我36岁，百米比赛跑了11秒97，创造了单位运动会的百米纪录。
第一名为杨利伟。
我的前庭功能、超重耐力等，也都是航天员中最好的。在航天员的全部学习训练课目结业总评中，我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我至今也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关键是用心和用功，而用功的关键在于讲究学习的方式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让它们变成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
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的超负荷训练后，我慢慢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接近成功了。
备战神舟五号任务期间，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那是2001年底，妻子玉梅得了严重的肾病，经常腰疼，却因为我训练紧张，而5岁的儿子又需要人照顾，一直拖了大半年没有去检查，直到出现尿血才慌忙去了301医院，当时就留院治疗，并做了穿刺手术。
玉梅术后第二天，我要去吉林进行飞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一次性的，无法补课，走还是不走，我的心里充满痛苦和矛盾。
那晚，我在妻子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称体重，竟然掉了一斤半。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故作轻松地动员我按计划去参加了这次训练。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玉梅每个月都有10天要在医院里度过，每次我都要提前开好转院单，把她送到医院办好手续，再赶回航天城继续自己的训练。
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大队特批我可以住在家里。每天照顾孩子入睡，10点后我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把孩子送上学校的班车，再赶回去继续训练。
2003年“非典”肆虐，正是备战首飞任务的关键时期，我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都交给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好我的家庭，让我全身心投入训练。
那年正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遇难；5月4日，俄罗斯“联盟TMA1”飞船返回时落点偏差达400多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月22日，巴西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人丧生……
这些事故考验着我们承受风险、认识风险的能力，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危险时时存在，不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疏忽，所有的操作训练应该更加细致。那段时间，航天员中心为此召开的任务形势分析会，变成了全体航天员的请战会。
我们不是不珍惜生命，更不是无视风险，而是对自己的能力与技术充满自信。“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荣誉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这正是我们军人的核心精神所在，甘于奉献和对理想信念的坚持，让我们勇敢面对一切艰险。
2003年5月中旬，我们开始进行任务前的关键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和身体素质全面考评。
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我们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这在世界航天界绝无仅有，按照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航天员在训练中的淘汰率一般为50％。
接下来，专家们在14名通过考核的航天员中，选出5名表现更为突出的进入下一阶段，又经过为期2个月的强化训练，选出3人进入首飞梯队，最后通过具体针对首飞任务的训练模拟，确定执行任务的1名航天员。
这种考核排位，是十分残酷的，在很多课目中，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分差也只有一两分甚至零点几分。
9月中旬，全体航天员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我和翟志刚、聂海胜3人首飞梯队进行了“人-船-箭-地”联合检查演练。
那年国庆节，航天员中心给我们首飞梯队3人放了3天假。这3天，我哪儿也没有去，就和父母、妻子和儿子待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回家了。执行任务前，能和家人团聚，感觉非常温暖，那是一名即将出征的军人，对亲人和家庭的依恋和珍惜。
10月12日，我和志刚、海胜就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之前的一天晚上，我特意回了趟家。平时，家里的电子闹钟都是我调，我就拿起闹钟对玉梅说，“我走了，你也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
说的似乎很随意，但我其实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玉梅一下就听出了我的意思，一把抢过闹钟，坚决地说：“不，我等你回来给我调！”
第二天清晨，整个航天城的老老少少，都来为我们送行，在那样热烈的欢送场面中，我和志刚、海胜平静地登车，离开了航天城。
10月14日下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会议，确定我为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为备份航天员。按照要求，他们直到飞船升空的最后一秒，都会时刻做好准备。
当晚7点，时任航天员中心党委书记吴川生向我通报了执行首飞任务的消息。尽管心里热流涌动，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心理稳定，平静地对他说：“感谢祖国和人民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以一颗平常心去做好准备，完成首飞任务。”
10月15日凌晨2时，随行医生将我们唤醒，开始任务前的体检和各项测试。5时20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问天阁为我们壮行。他说：“一会儿，杨利伟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这些话，直到今天犹在耳边。
向首长们挥手道别后，走到门边，我忍不住又回过头来，这时，我忽然看到，胡锦涛同志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烁，我的心情一下变得很复杂：既感到震撼，又有些吃惊；既非常感动，又有一种不忍。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会眼眶发热，激动不已。
每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和人民为航天员出征壮行，我们总能感到全国人民的心和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我想，无论是谁，在那种情况下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