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所在的中队被集体分到空军某师驻甘肃的一个飞行团。大伙儿坐着小火车来到一个县城，到了部队才发现这里比茫茫戈壁的新疆还要荒凉。在甘肃一年多之后，我又随部队转场到了陕西，飞“强5”轻型超音速强击机。
1992年，我遭遇了终生难忘的“空中停车”事故。那天，我驾驶飞机在吐鲁番作超低空飞行训练，突然，飞机发出巨大的响声，气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一个发动机几乎停转。
当时根本没时间想后果，只想着能不能把宝贵的飞机飞回去。我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可以工作的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飞得很慢，而且带有侧滑，操作起来十分艰难。500米、1000米、1500米……慢慢地，飞机升上来，终于越过天山山脉，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接我，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尽管当时很紧张，但我下来之后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第二天照常飞行训练。
1992年底，部队精简整编，我所在的空军师被整个裁掉，飞行员集体转到驻川航空兵某团。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有亲朋好友劝我转去民航工作，也能增加些收入。但我的理想是当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去开四平八稳的民航飞机实在不是我的愿望。当时我已经是飞行近千小时的二级战斗机飞行员了，而安全飞行1000小时以上就可以参评一级飞行员。
在爱人张玉梅的理解和支持下，1993年初，我来到驻川航空兵某团，由“强5”改飞“歼6”，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飞完了歼击机的基础课目，掌握了全部技能。后来，我被提拔为中队长，又调到团里当了领航主任。到1996年为止，作为飞行员，我基本年年飞全勤，总共安全飞行1350小时，成为一级飞行员。
199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
我是在意外、兴奋和一无所知的茫然中得到参加航天员选拔的通知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对当一名航天员意味着什么作了大致了解。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心血付出，有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到了90年代，中国航天员应时代的呼唤出现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将有机会去实现古老民族的飞天梦想。
1996年初，我们886名飞行员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外围体检和初选。体检用了整整一个月，几乎动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对我们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逐项检查。许多身体条件和知识水平看似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被刷掉了。
这一关下来，886人变成了90人，然后从90人中又筛选出60人，到北京接受复检。我提前3天就到了空军总医院接受检查，十来天的复检结束后，又淘汰了20人。
1996年8月，我们被送到航天员中心做特殊功能检查。检查中用到的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
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7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模拟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检查耳气压功能、低压缺氧耐力和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这些检查内容，我们每名航天员至今也依然在经常训练，以保持身体的状态和各项机能。
检查结束后，预选航天员只剩下20人。
1996年12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消息。
1997年，航天员中心专家组来到我所在部队，分别同我的战友和妻子进行谈话考核。
专家们问我的妻子（张玉梅）：“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玉梅的回答很干脆：“习惯！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就这样，1997年底，我们12名飞行员来到北京，和先前加入航天员队伍的2名“国际航天员”证书拥有者吴杰、李庆龙一同“隐居”起来，成了航天城里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其实，严格的管理既是对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成为一名合格航天员的保证，这是因为，入队以后，我们要在5年时间学完航天医学、地理气象学、高等数学、自动控制等基础理论和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等8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
1998年1月5日，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一一在国旗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