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战略地位的历史观察
■倪海宁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可以更好地透过表象,认知澳大利亚的战略传统和实质。
很久以来,澳都充当了大英帝国的“流放地”,类似中国古代的五岭之南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然而,独特而优越的地缘条件,赋予澳极大的发展潜力。与“南北无强邻、东西皆大洋”的美国类似,澳堪称一个“巨型岛国”:独占一块空间广阔的大陆,且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节点。堪称丰厚的矿产资源(至少70余种,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则使其成长为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全球重要经济体。
历史也曾毫不吝啬地多次赐予澳机遇,助推其战略地位的提升。进入20世纪,大英帝国的没落,使澳实现了由殖民地到自治领再到独立国家的“和平转变”。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的持久冲突,则为澳周边释放出大片力量真空,等待其去填补:两次大战相继剥夺了德、日逐鹿太平洋的资格;上世纪70年代,随着苏联海军进入印度洋和南海,陷入越战泥淖的美国也极力推动澳在远东和印度洋上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英国逐步退出的、属于其“帝国末梢”的“远东”,却是自己祸福与共的“近北”。面对不断涌现的“战略窗口期”,澳大利亚处处留心争取自身的利益,在西(印度洋)、北(亚太)两个方向不断前推其战略纵深。一战后,澳大利亚获得了对赤道以南一些原德占岛屿的管辖权。二战时,澳又与收缩到马六甲以东的英国拉开距离,“改换门庭”充当美国反击日本的重要基地与得力盟友,借美国之手确立了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冷战中,为便于西进和北上,澳又力求将新西兰和新加坡整合进其主导下的地区防务体系,并坚定支持东帝汶独立运动,借此削弱印尼的影响。
因此,从“后二战”到“后冷战”时代,在原英国殖民地中,澳的国家战略定位非常类似于印度,即努力“成为地区性力量中心”,而非单纯地给某强国做随从跟班。
然而,人口规模这一战略短板严重制约了澳扩张势力范围的成就。澳虽有769.2万平方公里土地,但冷战爆发时仅有750万人。痛感人口数量对综合国力特别是制造业和军力制约的澳大利亚,开始调整排斥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转趋积极开放地“以移民增人口”,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目前其人口已达2355万。同时,澳又仿效移民国家“样板”美国,“以战争聚人心”,卷入了上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主要军事冲突,其主要国家节日也都是对军事行动的纪念,从而有效塑造了国家认同。而澳“屈尊”充任美国亚太战略“南锚”,实为远交近攻、弥补“人地失衡”缺陷的权宜之计。
步入21世纪后,澳初步补上了人口这一“短板”,但其国内一些人又囿于乃至误读了历史教训。随着中国成为澳最大贸易伙伴,二战前澳“安全靠英国、经贸靠日本”、二战中日军却一路直逼澳洲的阴影,又浮现在一些官员和学者的脑海里。这些人完全无视中日在战略传统和海陆属性方面的迥异,将中国错看成了需多加提防的“巨型日本”,以致制约了拿捏澳美同盟和澳日、澳中关系的弹性。对这些人来说,不妨好好想想俄罗斯那句谚语:“遗忘历史,丧失一只眼睛;沉溺于历史,丢失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