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五多”关在新体制门外
■刘昌宝
有多少文电是关于打仗的？中部战区党委机关在“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大讨论中的这一自问，问出了“五多”之疾的顽固，以及纠治“五多”的关键。
按说，随着领导体制的改革，机构人员的精简，指挥层级的逐步合理，“五多”现象不说销声匿迹，至少也该大大减少才对。可为什么在实际情况中，它却依然纠而不治、治而不止？更有甚之，出现老“五多”改头换面成了新“五多”的情况。
对此，有人归之于新旧体制转换的磨合适应期，也有人归之于改革之后出现的“小机关、大部队”现象，人少事多、不得不忙。然而，这苦衷那苦衷，拿着战斗力这面镜子照一照，多半能照出部门政绩观偏差这根“小尾巴”；这理由那理由，拿着战斗力这把尺子量一量，多半能量出作风转变跟不上体制转变、思维转型跟不上改革步伐这块“短板”。正因为如此，纠治“五多”在一些单位成了一个怪圈：一提“五多”之害，人人深受其苦、人人痛之恨之；一到实际纠治，却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甚至出现以“五多”纠治“五多”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无奈。
解铃还须系铃人，把“五多”彻底关在新体制门外，关键要从人的头脑入手。只有把依附于“五多”之上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从人的头脑中彻底扫除，以思维的转型推动新体制优势的充分释放，才能把机关和基层的精力从“五多”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为练兵打仗而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