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支军队的文化内核，深藏于他的军事哲学之中。在实现改革强军战略过程中，我们应该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军事创新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伟大时代在赋予人们伟大任务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明确了伟大任务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才有可能去引领时代潮流。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重大科技创新，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常常是科学方法获得一定突破的结果。伽利略之所以能够发现落体运动规律和惯性定律，同他系统地运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分不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得益于科学观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理论实验方法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能深入剖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巧妙地应用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的方法，以“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的事物”——商品，作为科学研究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
同样，军事理论创新也是首先借助于时代的新方法。《孙子兵法》问世于中国的春秋末期，是因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古代系统论方法，到那时已经成熟而完备；克劳塞维茨写出《战争论》，是因为牛顿力学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他提供了研究战争的武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结晶。
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也促使哲学思想的发展。
19世纪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能量守恒与转化），促使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
20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生命科学产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着世界的图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科学方法的革命空前高涨，呈现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方法、模式和概念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与交融之势，新的科学方法论如雨后春笋般接连问世：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信息论、离散论、功能论、智能论、优化论、反应论、模糊论、艺术论，还有“混沌”“分形”等。从哲学的层面上讲，这些横断学科所提出的方法，可概括为系统方法和复杂系统方法。
1958年，美军实行军政、军令分离体制后，并没有很快焕发生机，五角大楼各种资源管理一片混乱，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60年，麦柯纳马拉入主国防部。他针对三军在国防资源利用上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于1962年提出“集中指导与分散实施相结合”的管理原则，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统筹规划国防和武器装备建设，提出一个“规划、计划与预算制度（PPBS）”，为美军建设理顺了关系，节约了资源。
1986年，美军实行《国防部改革法》，使国防部、参联会的权力得到集中，建立了一套集权与授权相统一的新规定。由此，保证了联合作战顺利实施，并为以后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奠定了基础。
到了21世纪初，拉姆斯菲尔德任国防部长期间，根据新军事革命的形势发展，美军一改PPBS制度基于目标任务的管理习惯，提出基于能力需求的PPBE制度。即“规划、计划、预算和执行制度”。
PPBS制度和PPBE制度，都是典型的系统科学方法在国防管理中的运用。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些制度的方法特点是：从未来把握现实，以使命任务决定能力，由能力需求牵引技术创造、选择作战编组等。总之，是“上游”决定“下游”，“顶层”决定“下层”，“前端”决定“后端”。
系统论的思想和复杂性方法，在美军的变革中得到深入运用。他们认为，以往的军事理论，即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等名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方法之上的。今天的作战，必须把敌人的军事组织和作战行动看作是一个系统。这样，只能采用牛顿方法根本做不到的复杂性理论来描述、预测，选择相应的对抗行动。比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常用的“摩擦”概念，源于牛顿力学，可以说是物理学战争的概念，反映了前工业时代的战争特点。当时的军队不论组织多么严密，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冲击和迟滞，前沿对抗与交锋。因此，克劳塞维茨把牛顿力学方法作为认识和研究战争、指导战争的主要方法。在今天的信息化战中，战争目的已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变成了“控制敌人，实现利益”。从而，对抗方式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大规模毁伤，转变为增加敌组织内部的“熵值”，增加自己组织内部的“负熵值”（“熵”是对组织内部无序化的描述）。军队愈信息化、愈一体化、愈“精致”，也就变得愈脆弱。现代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解体和瓦解的脆弱性；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积极造成和利用敌军内部的脆弱性。
今天，评估一个军事系统，不能只看它所拥有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多少，还要看它的抗毁性、稳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熵值”的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