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美国“信息思想战”的体系已经成型了吗？
戴旭：是的。二战后，美国的战争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以文化帝国主义为主，以经济和军事帝国主义为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机械化战争的巨大毁灭力，特别是核武器的问世，让美国认识到大国间博弈如果再靠军事手段，最终只有同归于尽。
于是，美国另寻建立世界霸权的方式，这就是心理战。关于这一点，杜勒斯的讲话和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中已说得十分清楚，其核心是不惜一切代价，争夺对方的民众；从青少年抓起；“俘虏”和利用对方的学者、艺术家等，通过他们瓦解对象国社会的思想防线；通过接触和经济合作，在对方的领导层培养代理人。
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奉行这一战略。苏联只看到了美国的核武器和北约军队在欧洲虎视眈眈，没有防备美国的“内部爆破”。苏联那么多核弹头，那么多正规军，那么多先进武器，都没有保卫住苏联。苏联就像一个准备上台决战的“拳击手”，还没有登上拳击台，就感染了无名病毒突然瘫痪，倒在拳台下了。
本刊记者：一般常规性的战争或战役，都有具体的战略指导和战役计划。美国搞垮苏联，只是一种模糊的、笼统的战略呢，还是也有着具体的计划？
戴旭：当然有。据苏联解体后双方解密的资料显示，美国当时成立了一个瓦解苏联的战略小组，由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集体负责，在里根总统的支持下，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帕普斯草拟了美国对付苏联的最新战略，代号为NSDD-75。这一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革命性转折”。
勃列日涅夫逝世当天，美国反苏经济战就开始了，代号为NSDD-66。里根的苏联经济顾问亨利·罗恩说：“我们应拥有高水平的军事装备，使莫斯科想赶超我们。在此同时，我们停止供应他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资，我们就会在10年内看到苏联制度将如何垮台。”
毁灭苏联的办法很简单，“通过利用苏联内部的弱点来动摇苏联制度”。早在1947年，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就在他著名的长电报中说，他发现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死穴”，那就是“当权力从某个人或某一批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或者另一批人手中时，会出现难以预测的局面”，这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战略性的机会。
美国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间军事战争，就能搞垮共产主义国家，方法就是在共产党内部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政治同盟军。美国和西方曾开列过600亿美元的宣传费对别国进行和平演变，基辛格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不如在苏共内部建立我们的‘第五纵队’！”
美国一方面通过打压石油价格从经济上抽空苏联，一方面通过军备竞赛消耗苏联的经济。“明修栈道”吸引苏联的注意力，“暗度陈仓”在苏共高层培养向往西方生活方式的人，并把他们推到领导岗位上，同时用物质诱惑和各种奖项——如诺贝尔文学奖等，吸引、俘虏苏联的作家、艺术家等，使他们攻击本国体制，诋毁自己的军队。文化攻心，经济缠身，军事进逼，美国将三种帝国主义形式交替使用，苏联最终如期倒下。
刘伯承说：军人靠判断行事。我推测美国也有针对中国的类似“NSDD”的计划，只是目前属于绝密，人们无从知晓。新中国为什么一直重视反和平演变，就是从美国的这一战略转变着眼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这个眼光，所以，先是出了试图和美国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后来又出了在思想上完全投降的戈尔巴乔夫，一个大党，一个超级大国，一支超级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完蛋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被美国视为对中国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天赐良机。中国想的是发展经济，融入世界；美国想的是趁机从文化上、经济上征服或颠覆中国。
但是，新中国领导人由于有先见之明，长期给党和人民打防止和平演变的“预防针”，所以在20世纪末第一波“颜色革命”的狂潮中，中国虽然也遭遇了空前的社会动乱，但政权没有被颠覆。美国在中国扶持的那一批学者、学生，在美国大使馆的协助下都跑到美国去了。
美国接着如风卷残云一般横扫前苏联在东欧和中东的势力范围，以狂飙突进之势，为建立全球帝国布局。冷战后，美国大肆“屠杀”小国，更换反美政权。所谓“颜色革命”，就是美国在输出革命。美军、美元都肩负着这个使命。
经过冷战后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实践，美国已经形成系统完备的新型战争体系，这就是：
第一层级以全球传播办公室为世界舆论战的总指挥部；
第二层级以中情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军网络司令部、美国驻外使馆为基本力量体系，以美国的大型网络公司、社交媒体、新闻机构为本土支援力量；
第三层级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颠覆对象国以资本注入的方式建立或掌控亲美网站，扶持对象国反政府人士并掌握尽可能多的媒体资源；
第四层级是通过美资和西方思想同盟军掌握的媒体，渗透对象国的智囊机构、高校，培植亲美、亲西方的“意见领袖”，以抵消对象国的官方文宣体系；
第五层级是以资本的力量组织网络推手即“水军”，在网络上配合其控制的门户网站，精心制造所谓的“民意”，扰乱对方决策层和民心，抹黑对方的英雄和历史，让对象国的人民感到自卑和苦闷，从而不知不觉地接受美国的政治和宗教“布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