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思考“李约瑟之问”，不能忘记火药故乡的近代悲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而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
肇始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厚德载物的道德人文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以及生生不息的更生精神，呈现出生机勃勃气象，汇成了中国古代创新文化，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蓬勃发展。
正当西方列强借助近代科技和军事实力强势崛起并进行全球扩张之际，中国却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三重大一统模式束缚下，传统文化日益呈现出功利现实的实用性、宗法伦理的牢固性、内向守成的封闭性等保守倾向，而强调直接功用的实用理性、“崇祖好古”和“笺注经书”的学术传统与“重道轻器”的文化价值取向一道，进一步制约了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自由探索，进一步加剧了科技创新文化的衰落。正是创新文化日渐衰落，导致科学技术踯躅不前，军事实力一落千丈。
在枪炮轰鸣的火器时代门槛上，中国曾经拥有起跑优势：最先发明火药，最先发明所有枪炮的祖先，最先认清火药武器的发展前途。然而，直至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之前，中国仍然沿用不着边际的五行学说笼统地解释火药的发射力，仍然凭经验进行直瞄射击。到了16、17世纪，中国不仅需要寻来西方枪炮进行仿制，而且需要请来葡萄牙炮手教中国军人如何使用“红衣大炮”。
左宗棠的“开花炮弹之惑”，反映的正是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双重悲哀。实际上，明朝末年满人入关时，曾多次使用西洋武器开花炮弹。但200年后的鸦片战争前夕，这种在西方早已过时了的火器，竟沦落到连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都不知为何物的地步。又过了近30年，左宗棠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末的开花炮弹，不禁万分感慨：“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做我？索一解人不得也。”
历史没有假设。当历史走到了120年前的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成为“中兴名臣”们急来抱佛脚式的洋务运动盖棺定论的失败墓志铭。时年22岁的梁启超闻讯后，愤然写下《水调歌头·甲午》一词，上阕中“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的词句，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诗界千年靡靡风”的文化颓象和“兵魂销尽国魂空”后的民族危亡惨状。
“左宗棠之惑”和“李约瑟之问”一起，道出了同一个普遍真理：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支撑，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
整部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也同样反复告诫我们：科技创新文化、民族尚武精神和民众灵魂信仰是最为宝贵的；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科技创新文化的衰落，必然会导致科技踯躅，民族积贫，国家积弱。
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在思考“李约瑟之问”时必须铭记在心的。
4、以“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文化，是我们破解“李约瑟之问”的重要基石
时光倒退到100年前的1915年，宣扬“德先生”“赛先生”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办，扯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开启了古老中华思想启蒙、文化再造的自我救赎新征程，科学与文化也终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相交汇，激荡出“科技救国”的时代新声。但在列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迭起、军阀纷争不断动荡的时局下，科学精神被弃若敝屣，创新文化无从扎根华夏大地，大批科学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甚至不得不流落海外、寄人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也掌握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科技创新道路的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体味到，任何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坚强的军事实力作后盾是决然不行的；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没有安全保障。于是，承载着老一辈革命家殷切期望的“哈军工”应运而生。作为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艰辛探索中前进，不仅为我国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发挥了开创性作用，还形成了“哈军工”优良传统，为后来铸就享誉国内外的“两弹一星”精神、“银河”精神，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文化底蕴，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征程在探索中起航。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果断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自此，“向科学进军”的鼓角响彻神州大地。从这一刻起，中国国防科技创新战线就播下了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文化种子。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就是它结出的第一颗文化硕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无比忠诚和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爱，主动承担起时代和民族赋予的使命责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曾义薄云天地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王淦昌在听说参加尖端武器研制需要隐姓埋名、科学成果不能发表时，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以身许国”的铮铮誓言。而郭永怀以身报国的壮举更是催人泪下。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北京降落时不幸坠毁，事发后人们发现郭永怀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几乎已无法辨认，但两人身体中间装有核聚变研究资料的公文包却完好无损。
正是有了“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铮铮誓言，“两弹一星”研制大军，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
“两弹一星”工程的圆满成功，不仅使我国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矗立的一座历史丰碑，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那原子弹试验发出的春雷般巨响和卫星传回地面的《东方红》乐曲，庄严地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在“两弹一星”伟业中积淀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彰显中国精神和民族正气的鲜红旗帜和浩然史诗，不仅宣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无穷潜能，极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也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优秀文化传统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此后，在新时期形成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以及“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都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我军特色先进军事文化和当代中国特色科学文化的基本内核，也为破解近代以来困扰无数国人的“李约瑟之问”，奠定了文化基石。
习主席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使之变成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在强军兴军征程中，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开拓进取中，牢记习主席重托，必须大力传承弘扬以“两弹一星”精神、“老军工”作风、载人航天精神和“银河”精神为代表的新中国国防科技优秀文化传统，使之转化为信仰的力量、担当的力量、创造的力量、拼搏的力量，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强大精神动力和创新文化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