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30多年前就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刘志军等人由下层一步一步升迁到高层，又游刃有余地成为 “两面人”。在他们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到哪儿去了？培养考察到哪儿去了？管理监督到哪儿去了？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坏人，我们各级组织和领导都尽可释然!可是，他们一开始却是一个好人!在他们由普通人成长为部长、董事长、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成效不少，好评不少，政绩也不少!因此，以我三十多年自觉研究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落马，可以判定，其一，其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不强是其重要的主观原因;其二，沿用于苏联模式的现行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则是其更重要的客观原因!
2014年7月29日，原中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病去世，享年81岁。同是这一天，中央宣布周永康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担任十年省纪委书记的杨敏之作过这样的反思： “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 “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腐败说到底是权力出了事故。权力为什么会出事故？已经位高权重的人为什么还会出事故？为什么高官会连续不断地前腐后继？
因为，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的倾向于腐败!而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就是一个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于一体的“过分集中”且十分落后的绝对权力;而苏联模式的选人用人体制，就是一个只会向权力负责，很难向权利负责，不科学且十分落后的“逆淘汰”用人体制!
几年前，我应媒体人罗昌平之请，为他的《高官腐败录》一书作序时指出：“一两个高官出事，应该是个人素质出了问题;三五个高官出事，或许是思想教育出了问题;十来个高官出事，可能是选人用人出了问题;几十个高官出事，大约是监督体制出了问题;上百个高官出事，肯定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
据此，只有坚决改革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习近平语)，依靠制度的力量，才能有效的保证那些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并能干成事的人，在干成事的过程中不出事!如此，我们既能避免那些有才干又勤奋的能吏、干将，在干成事的过程中走向自己的反面，又能走出困惑我们多年“越演越烈” (习近平语)的反腐困境。
以依法治国为主旨的四中全会，或将在制度反腐、尽快设立政改特区上，给我们以回答和信心!
(作者是制度反腐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