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
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