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天下无人不知。
后来又有人说：这个总司令是个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学生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尤其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很多后辈来说，除了井冈山的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当年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是总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点。
但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