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APEC的贡献和影响
——写在APEC领导人雁栖湖峰会前夕
1991年， 中国与APEC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同时加入了APEC，并出席了汉城（现在的首尔）会议。从此，APEC便出现了崭新的一面。因为，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APEC，就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APEC；一个没有APEC 的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APEC，中国一直是一个平等的伙伴成员，始终遵循、维护和坚持APEC 共同制定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它独特的“价值观”：平等的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以及开放性和包容性。尽管有的成员块头很大，但APEC 从来没有、也不承认有什么“老大”和“老二”。
二十几年来，中国对APEC发挥了什么作用？有过那些贡献？
从总体和综合的角度看，中国在APEC领导人承诺要深化“大家庭精神”、制定有两个时间表的“茂物目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坚持了务实和互利原则，反对恃强凌弱，维护了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对APEC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起到了稳步推动的正面作用。
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对APEC的贡献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
一、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
1993年APEC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前夕，邓小平很有针对性地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向二十一世纪”的问题。他指出：本世纪是人类文明大有进步、科技和生产力大放异彩的世纪，也是战乱频仍、很不安宁的世纪。本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扔了两颗原子弹，其它冲突和局部战争不计其数，把这个世界搞得乱糟糟的。现在冷战和两极格局已经结束，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同时也爆发了许多地区冲突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天下还很不太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还说，到本世纪结束还有好几年，我们还来得及做些事情，应该有所作为。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如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世界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没有安全感、经济艰难的世界，我们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账”。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的领导人，历史注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后来，在西雅图APEC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据此发表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的著名讲话（主旨发言），为APEC的健康发展，以及营造“APEC大家庭精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讲话无异于一颗和平与精神的“原子弹”，震撼了世界，表明中国心中不仅装着中国和APEC的命运，也装着整个世界，装着世界人民的疾苦和希望，装着人类的未来；而且，高度概括了二十世纪的主要经历和问题，描述了世界人民对新世纪的基本希望，指出了世纪之交领导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显然与此有关。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传承和创新。
二、“APEC方式”的诞生和生命力
1993年，APEC 领导人庄严承诺要努力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时，还来不及探讨究竟什么是“大家庭精神”。经过三年的实践，中国于1996年苏比克领导人会议上提出“APEC方式”：一是承认多样性（APEC成员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很多方面差异很大）；二是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三是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四是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这些原则实际上照顾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他们不同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
苏比克会议《领导人宣言》明确指出，“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对于APEC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积极影响是至关重要的”。1997年温哥华会议上，APEC领导人又进一步指出，这是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全新方式”。当时，除个别发达国家对此有点“勉强接受”外，发展中国家普遍感到高兴，认为这实际上是构建“APEC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柱和灵魂，反映了冷战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体现了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肯定了“协商一致”和“自主自愿”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十几年来，APEC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由于这一“方式”的独特作用和它指引的方向。
如今，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正在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兴起正在推动我们时代的变迁，促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
今年中国是领导人会议的东道主。从会议的主题词不难看出，中国顺应时代诉求，正在做出新的贡献；会议将推动APEC 向着自贸区和一体化大方向迈进，让APEC大家庭更加兴旺发达。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前中国APEC高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