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实力地位长期处于弱势，长期的外交实践为我国积累了丰富的以弱制强的外交经验。然而，与此同时，以强对弱的外交经验则较少。例如，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执行的“不结盟”策略就是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南斯拉夫这样的中小国家设计的。然而，“不结盟”策略却不适用于世界强国，特别是现代超级大国。冷战时期，美苏都搞结盟并非受“冷战思维”影响，他们不过是采取了自“国家”产生以来就已出现的结盟策略来维护超级大国的利益。回顾人类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体系内的主导国是不结盟的。然而，结盟就得区分敌友，也就是说，区分敌友也并不是什么“冷战思维”，而是人类的经常性外交思维。
我国领导人就我国新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新型义利观”的概念。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的原理，崛起大国的对外战略必须同时考虑义和利。对崛起大国来讲，对外战略缺乏道义将削弱其国际权威，恶化其国际环境；对外战略忽视利益将浪费其资源，弱化其国力。古人讲：“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这就是说，不区分敌友是无法在国际上树立威望的。所以，一个崛起大国的外交不区分敌友，就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是不负责任的大国，从而使国际形象受损、国际威望下降。
中国崛起推动了国际格局两极化的发展趋势，面对这个历史趋势，各国采取的立场不同。有的国家采取“同车战略”，他们想与中国合作共同发展。有的国家采取“乘车战略”，他们想借中国崛起发展自己。有的国家采取“蹭车战略”，他们既不愿意中国强大又想从中国发展中获利。有些国家采取“挡车战略”，他们希望中国崛起得越慢越好。美国则采取“接触+遏制”战略（从政治和军事上防范中国，经济上通过与中国合作获利）。面对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我国的大国外交恐怕也需要相应地做出敌友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