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在不区分敌友和明确外交重点两个原则下找到了一个国家分类排序方法，即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三类国家显然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划分，周边国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没有改变这三类国家的分类，但对他们的排序进行了调整，即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排序从最后移至最前。这个国家分类排序于2006年被归纳为“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和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都延续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以及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排序方法。这种分类排序的优点是使各类国家看上去同等重要，有助于增强外交原则的灵活性，即以哪类国家为外交主要对象都合理。有人认为，这种国家分类排序是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并说全球化时代外交无敌友，区分敌友的外交是“冷战思维”。
然而，这种国家分类排序方法也存在弊端。当外交重点国家分类可以灵活解释时，国家分类的作用就会弱化；当一个国家可归入多个类别时，对这个国家的外交原则就会变得不清楚。例如，由于采取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两个不统一的分类标准，使得国家类别重叠，俄罗斯、印度和日本都既是大国也是周边国家，我国周边邻国中的很多国家都既是周边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此外，由于同类国家与我国关系性质相反，因此，无法用相同的原则指导对同类国家的外交政策。在东南亚，柬埔寨和菲律宾同为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但前者可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基础，而后者则是我国外交的麻烦。俄罗斯、日本是同类国家，我国对俄需要加强全面战略合作，对日则需要官民分开，孤立安倍政权与开展中日民间交流并行。还有，由于“首要”“关键”和“基础”三个词并列，无法明确外交工作重点对象国是哪类。美国仅属于大国但不属于周边国家，日本则两者都是。从道理上讲，日本既“首要”又“关键”，理应在我国外交中占有比美国还重要的地位，然而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