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提倡公不谢私）
感恩、谢恩，是一个人有道德修养、懂得人伦事理的表现。受之以恩，就当知恩图报。
然而，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被提拔、受重用后，随即要向上级某些领导干部感谢一番，甚至承诺今后必将如何回报云云。笔者以为，这一做法实在欠妥。
欠妥之一，一个人得不得以提拔重用，不是某个领导的事，而是由组织决定。组织决定是因为事业需要，是集体行为、公共行为，这样的结果不能算在某个领导干部头上。欠妥之二，就算某个领导干部有发现和举荐人才的伯乐之功，那也只是履行职责，行使的是公权力，与彼此私情无关。欠妥之三，一个人在职务上有进步有发展，与党的培养、组织的教育、家庭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即使上级某个领导鼓励过、支持过，但与党组织的多年教育培养相比较，无疑次之又次之。从这几点来看，当我们受到重用觉得需要谢恩时，首先应当感谢党和组织的培养，感谢群众、部属工作上的支持，感谢同事之间的团结协作，感谢家人做出的牺牲，而不应当公恩私谢，只念某个领导的好。
身居公职，一个重要品德就是做到公私分明。讲公私分明，不只是不化公为私，不假公济私，同时也包括公不谢私。把上级领导行使公权力的结果回报到某个人头上，实际上就是使上级领导变相地以权谋私，得到不应得到的利益和赞誉，这既是对权力必用之于公的损害，也容易导致领导干部犯错误。换言之，知恩图报用错了地方，其结果不亚于以德报怨，而且还危害到一个单位的风气。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公私分明、公不谢私的佳话，听一听使人很受教育。被梁启超称之为“学术界一巨子”的春秋时期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因罪被捕，从鲁国押往齐国，途中又饥又渴，当路过绮乌郡时，典守边防的封人跪在地上恭敬地服侍他饮食，并悄悄地对管仲说：“如果您有幸到了齐国没有被处死，却被重用的话，您会怎么回报我？”管仲回答说：“假如结果真像你说的，那么我重用贤良者，使用有才能的人，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管仲身处逆境且又在饥渴之时，受封人之饭食，应该说有赈济其于危难之恩，管仲日后理应报答。但管仲公私分明——封人所行之事不过是履行公职，饭食等物也是公物，不能以公谢私。这是多么高贵、磊落的品格！
历史上还有一人也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明朝重臣杨溥。杨溥为相时，他儿子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往京都探望他。杨溥问道：“你沿途接触的地方官员不少，觉得谁好谁差？”儿子说：“好的很多，只是江陵令范理太糟。”“此话怎讲？”答曰：“别的地方都是酒肉招待，赠以金银；只是江陵令范理，两者皆无。”听了这话，杨溥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觉得范理能公事公办了不起，也说明他不畏权贵，必有能耐。杨溥暗中派人到江陵考察，调查结果正如杨溥所料。于是，他便上疏皇上，提拔范理为德安知府。相反，那些厚待其子的官吏皆未得以重用。后来范理屡有政绩，职位一再高升，却一直不曾谢过杨溥。有人对此不解，范理说，宰相为朝廷用人，我为朝廷出力，皆非私情。有道是公不谢私，如若重礼答谢，岂不亵渎宰相的公心？杨溥依然看重敬重范理如旧。
历史上诸如此类佳话有很多，言至此处，道理自现，也就无须笔者赘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