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广的开放意识和可贵的自主精神高度契合，强调学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把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有机统一起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后冷战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同世界的变革变化紧密相连。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主张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提出中国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中国要面向世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他坚持以开放的姿态对待人类文明成果，强调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同时，他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鲜明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世界上的优秀文明成果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人所制的发展风格。这体现了邓小平思维中开放性与自主性的内在统一。
封闭使人落后，开放使人发展。习主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同时他又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实现中国梦也只能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每个中国人为之付出热情和心血。
强烈的大局意识和缜密的系统思维高度契合，强调既要关照全局、又要从实际出发，把全面统筹与兼顾差异有机统一起来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邓小平同志具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具有驾驭形势、把握大局的非凡能力。这种大局意识贯穿于他的全部思想以至于情感之中，凡事无不以大局为重，以大局为先，真可谓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他从人类发展进步的高度，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来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远见卓识。他反复告诫说：“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课题的过程中，他始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来考察，把社会作为一个复杂有机体来认识。他指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但如何实现发展，又必须充分照应到系统的方方面面。他总是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谨慎沉着，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这体现了邓小平思维中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内在统一。
大局关系到整体，大局关系到未来。习主席指出，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当前我国改革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大局出发，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必须全面考量、协调推进，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有序安排和部署。
深厚的历史情怀和长远的战略谋划的高度契合，强调一切向前看的历史耐心，把遵循规律与历史自觉有机统一起来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与盛衰兴亡的生动记录。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邓小平同志不但善于从历史中汲取领导智慧和工作经验，善于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寻找前进的道路和方向，而且始终把历史这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作为中国人民奋斗和前行的力量之源。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善于从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中预见和把握未来，看得远，看得深。他强调，作为政治家，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能只考虑现在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要考虑几百年、几千年。百年为期是一种历史情怀，反映了他对历史及其规律的尊重，也表现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及其历史耐心。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国家、民族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而且体现了邓小平思维中历史性与预见性的内在统一。
一个民族总会有人也需要有人思考和把握未来，短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习主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我们已经站在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既有登高望远的豪迈，也有疾风扑面的感触。在走向复兴的关键节点上，越需要我们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发展才能前景广阔，民族复兴才能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