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冷对抗加剧的根源在哪里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重大冲突事件中，当事国往往或多或少有用冷战方式处理的偏向，而这种偏向又加大了国际重大冲突事件的频度和烈度，这种怪圈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后冷战时代伊始，大国间关系紧张是由于冷战的战略惯性使然可以理解，但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间依旧不断“重复昨天的故事”，这迫使我们去探究，大国冷对抗的根源在哪里。
首先，一些大国不愿放弃对霸权的追求。冷战国际关系史就是美苏争霸史，在美国政治精英和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反思美苏争霸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相反，他们洋洋自得，以胜利者自居，认为这证明了美国霸权战略的正确性。他们认为美国的霸权是击败“邪恶政权”的保证，对这种霸权只能维护和扩大，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在这种霸权逻辑下，美国的战略优先项中始终如一的是，不允许有新的世界大国出现，能与美国分庭抗礼。
其次，冷战思维不眠不逝。冷战思维是美苏两极在冷战对抗中形成的一种思维范式，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它至今仍在影响着众多国家国家政策、战略规划的制定。
冷战思维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具体体现在：一是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美国在全球推动反导体系建设就是集中表现；二是极端的忧患，把准备对付最坏情况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或唯一出发点。所谓“预防性战争”的概念就是这种思路的衍生品；三是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利益、情感和安全担忧。如北约在欧洲的强力东扩；四是以先验的方式制造敌人和对敌战略规划。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的：“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五是坚持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撒切尔夫人曾宣称“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
最后，冷战的结构性遗产会反作用于国际关系。冷战的结构性遗产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就是美国建立的与苏联争霸的军事联盟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全球军事基地网络。这个体系以北约和美日韩澳菲“亚太小北约”为主轴，它不仅没有随着华约的解体而停止运转，反而不断壮大，在国际敏感问题上频繁制造不和谐声音和动作。
另一层就是美苏冷战对抗遗留下来的矛盾和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妥善解决，例如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台湾问题、美俄核军控问题等。它们就像深藏在世界政治肌体内部的病灶，总是会定期不定期地发作，引发大国间对抗冲突的显像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