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都说改革难，难就难在“触动利益”竟然比“触动灵魂”还难。
制度保守、观念闭塞、门户之见、风气腐化、执行不力……一部甲午战争史，每一页都可以读出改革的艰难，字里行间都飘荡着利益藩篱的幽灵。
大东沟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先于北洋舰队近1个小时发现对方，从而掌握了作战先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清军军舰上烧的是黑烟滚滚的“八槽”劣质煤，而日军军舰上烧的是动力强、煤烟少的“五槽”优质煤。谁能想到，这些燃煤的供应商居然是同一个——醇亲王奕譞亲信把持的中国开平煤矿！
清朝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和买办性。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他们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私产。武器引进或生产没有章法、各自为政、五花八门，北洋各军营炮台使用的火炮竟然有84种之多。
撼山易，撼心中贼难。这个“心中贼”就是一己之私，就是利益藩篱！
利益藩篱，是横在当年改革面前的坎，没越过这个坎，洋务运动成了强国泡影；利益藩篱，是压在清军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重到让北洋舰队彻底倾覆。
这个坎、这份重，今天同样摆在我们面前，压在我们身上。全面深化改革，不可能不触及现存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影响改革的许多思想障碍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是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
较之120年前，今天我们的改革只会更难。
习主席深刻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起来确实不容易。”
“啃硬骨头”“涉险滩”“过火焰山”——这些关键词提醒我们：深化改革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表态起来容易执行起来难，刀口向外容易刀口向内难。
我们常说“要敢于壮士断腕”，不少见的却是断指保手；我们常说“敢动自己的奶酪”，不少见的却是想分改革的一杯羹；我们常说“小算盘要服从大棋盘”，不少见的却是变着花样走“禁手”……
对我们这支从苦难中走向辉煌、在战争中挂满荣誉花环的胜利之师来说，改革，最大的障碍是自己。
突破利益羁绊，需要“领头羊”。行动是最好的动员。领率机关和领导干部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以上率下，上下同心，诸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突破利益羁绊，需要全局观。加法易为，减法难做。刀子往哪里下，都会舍不得；刀口切深切浅，都会很心疼。谁都有自己光荣的历史，谁都有自己特殊的理由。但是，这特殊那特殊，没有加速军队转型特殊；这重要那重要，没有实现强军目标重要。
突破利益羁绊，需要有牺牲。对军人来说，战场上冲锋陷阵，面对生死考验，要敢于牺牲；改革中过关闯隘，面对利益调整，要甘于牺牲。
改革当前，是积极主动坚决贯彻，还是消极应付推诿避责？是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还是当看摊守成的旁观者？
这，是回荡在每一位军人心头的改革之问；这，是每一位军人必须面对的利益之考。
六
大凡重大而深刻的军事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引起军队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晚清军事变革恰恰是个例外。
那是一场改“器”而不改“制”的变革。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反思“清军之败”，曾将其总结为：“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
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练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各成派系，“清军”成了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装备着新式枪炮，却依然维持着弓马时代的勇营编制，即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是旧制。
“军制冗杂、事权分歧”。可叹的是，清军百万之众在本土作战，却没有一次战役对日形成优势兵力。
结构决定功能。金刚石和石墨，同为碳元素构成，却一硬一软，组织形态的差异是根本原因。没有组织形态的优势，即使技术和武器系统再先进，也无法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相反，组织形态先进，则可充分发挥力量体系的最大合力。
当前我军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头大、腿短、尾巴长”，与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不相适应，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瓶颈”与“病灶”，非打破不可，非动刀子不可！
“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习主席的这一深刻洞察，指明了这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主攻方向：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马克思说，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就能造就“新的力量”。然而，造就“新的力量”谈何容易！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面多了添水、水多了添面”的改革，仅换“棋子”不换“棋盘”、只改“树木”不改“森林”的改革，像晚清那样另起炉灶打造一支新军的改革，都造就不了“新的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抓住了军队改革的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是要通过改变我军的组织形态，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瓶颈”，把军事变革引向深入。
没有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没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住了这个决定改革成败的“胜负手”，就牵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也就涵养了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力量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