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情报领域的失败，注定了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与日本相比，清政府情报的失败不仅在于情报侦察手段的落后，也不止于人员素质的低下，更重要的是情报意识的缺乏。如果说侦察手段的落后使清政府较难侦获有价值的情报，人员素质的低下使得有价值情报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情报意识的缺乏则使得清政府上下不知情报为何物，漠视情报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手段落后是技术落后的结果，素质低下是教育低下的结果，意识缺乏则是精神萎靡的结果。技术落后可以通过学习追赶，教育低下可以通过变革提升，精神萎靡则只能进行自我觉醒。然而，清王朝一直在沉睡，即使在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签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诸多不平等条约之后，清王朝仍然没有觉醒。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明显的扩张意图和侵略举动，清政府依然盲目自大，自信满满。1879年，李鸿章对力主干涉日本在琉球废藩置县的丁日昌说：“日本国帑不足，国债繁大，旧族因废藩而思乱，向有所闻。察其军费，清国之兵力应之乃绰绰有余。”1886年长崎发生水兵骚乱事件后，李鸿章“一时怒起”，对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说：“现今就开战争亦非难事，在贵国之我兵船船体铳炮坚硬，可自由开战！”
精神深处的懈怠和萎靡使得清政府身处危境却不自知，全无忧患意识，最终只能在臆想的“天朝上国”中等待死亡。心无忧患，国恒亡。甲午战争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然而这些教训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被司马穰苴明白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清王朝如何会在古代先贤警世恒言的教诲之下重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覆辙，这也许更值得当下长期身处和平环境的国人进行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