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争爆发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导致战场节节败退。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兵圣孙子就曾说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在对日情报搜集几无斩获的情况下，甚至都无法做到对己方军事行动和作战情报的准确掌握。清军中一些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谎报军情，致使清政府无法准确掌握己方战场态势。例如，叶志超在成欢之战后，谎报战况，清政府因此而盲目乐观，于8月1日对日宣战。因为战场畏敌，1894年7月28日，清军骑探把逼近朝鲜素沙场的日军大岛义昌混成旅团4000余人夸大为“众约三万”，致使战争统率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指挥。与清政府截然相反，日本早在战争开始前数十年就已秘密开展对华情报搜集工作，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并在中国建立了诸如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乐善堂等间谍机构。这些日本间谍穿着中国服装，操持流利汉语，假扮成游学者、商贩、僧人、农民、船夫、乞丐等各种身份的中国人，侦察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和风土人情等情报。1892年，日清贸易研究所编印出版《清国通商总览》，全书3卷2300余页，被誊为当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人实际情况之最好文献”。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战前做好的情报布局，取得了三大项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成果：一是侦察获得了清政府军机处的相关情报；二是搞到了“高升”号运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三是弄清了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程。情报的失误和匮乏，使得清政府从战争伊始就陷于被动，只能疲于应对。
三、情报利用效率低下，反情报意识淡薄。清政府情报工作的失误不仅表现在情报搜集方面，还表现在情报利用效率不高、充满随意性等方面。这使得清政府即使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情报，也常常因为被夹杂在纷至沓来的电报中而得不到重视，无法发挥应有的情报效用。在丰岛海战之前，北洋舰队得到“倭舰将要来截”的情报后，丁汝昌电请李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以防日舰偷袭。然而，李鸿章由于盲目迷信日本会遵守“万国公例”，认为日本不会偷袭中国的护航舰船和运兵船，没有采信“倭舰将要来截”的情报。最终，日本不宣而战，中国舰船“济远”号和“广乙”号在丰岛海战中惨遭日本偷袭。1895年1月15日，山东登来青道刘含芳获知日军登陆相关情报后，便电告李鸿章：“闻日兵将由成山登陆。”然而，李鸿章将此情上报朝廷后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做出任何防备。1月20日，日军顺利在成山登陆，致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除去重要情报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之外，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十分缺乏反情报意识。在上层，清政府统治者战前“上骄下慢”，认为日本的“大陆浪人”和间谍都是“鸡鸣狗盗之徒”。战争开始后，清军将领反情报、反侦察意识淡薄，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遏制日军的侦察活动，任由日军侦察。例如，日军在成山登陆前，派出间谍轻易就获取了清军在威海、成山的防卫部署；日军侦察土城子和旅顺后路炮台时，清军明知日军从土城子、水师营而来，却无法采取有效的反情报措施阻止日军情报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