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由“旺东事件”看安全危机应对）
安全危机作为一种极度危险的不确定状态或突发事件，对国家安全有着极大的影响。当今世界，虽然大的冲突与战争受到了多种因素的遏制，但各种突发事件却此起彼伏，使得国家当局进入了一种随时都需要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危机管理新时代。综观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与地区局势，在多方向、多区域都存在着诸多潜在与现实的安全危机。以中印方向为例，这里不仅存在着由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边境领土争端，而且存在着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中印双方均着眼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致力于边境局势的管控，但仍难以避免以“旺东事件”为代表的安全危机的发生。
怪哉！中国藏南地区竟被印度变成了“邦”
在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线”向北到喜马拉雅山脊的分水岭，有一片约9万余平方千米的地区（涵盖东经92度到97度），它原属于西藏的门隅、洛隅、瓦弄和下察隅，习惯上被称为“门洛瓦隅地区”或“藏南地区”。这里不仅地处多国交界，且受印度洋湿润空气的影响，植被茂密，环境优良，物产丰富，被称为西藏的“江南”或“聚宝盆”。
藏南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引起了他人的垂涎。早在1914年，英殖民主义者就炮制出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意图将这片属于我国的固有领土割裂出去，但遭到了中国历代政府的反对。继承了英殖民主义衣钵的印度，则借中国历史上几个时期应对外敌入侵和解决内乱无暇顾及之机，实质性地侵占了藏南地区，并将其变成了印度的一个临时“中央直辖区”，直到1986年，正式将它改为“阿鲁纳恰尔邦”。
有外媒认为，印度的这一做法似乎是“打了中国一记响亮的耳光”，大有为1962年的失败“雪耻的感觉”。
印方重新审议“安全局势”挑起边境事端
印方挑起事端的背景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任印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对印度安全局势的“重新审议”。她在1982至1983年间，曾经批准过一份由时任陆军参谋长克里希纳 拉奥上将为代表的主战派精心制订的“防御作战”计划。该计划通过对中印边境东段双方态势的评估认为，鉴于达旺附近地区的地形不利，有必要前出至“实际控制线”甚至“印方主战线”附近，控制哈东山脊等有利地段，以继续巩固印度在非法占领区的军事控制。显然，印军制订的“计划”为印度吞并藏南地区提供了应对“中国反应”的军事保障。
印方在“阿邦”事件上的无耻行径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印度对中方的外交抗议熟视无睹，不仅不收敛，反而在靠近“实际控制线”的达旺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挑衅行动。
印军根据高层下达的“猎隼行动”命令，在中印边境西藏方向从东到南都部署了重兵，并向锡金（已被印吞并）东北地区派遣了装甲部队，以图“震慑”中方。1987年4月，印度又向塔格拉山脊派遣了数量可观的支援部队，并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起了可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前沿哨所的“前端哨”。种种迹象表明，印度不仅要确保其侵吞的“阿鲁纳恰尔邦”成果，而且想通过在边境地区的“蚕食”行动获取更大的图谋。
印将领以“棋盘行动”强化实际军事部署
印军按照既定方案，时常派遣小股力量潜至克节朗河东北的桑多洛河谷牧区搜集情报，监视中国边防部队的行踪和建立临时哨所。中国边防部队发现印军活动后，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并以开设防控点的方式，阻止印军的非法“蚕食”。1986 年年初，有关中国边防部队已在桑多洛河建立“半永久性建筑”的报告，引起了印度高层的极大关注。
时值具有“鹰派”头衔的克里希纳斯瓦米·桑搭吉上将接任印陆军参谋长之际。为了对抗中国军队的所谓“入侵”，他设法使印度政府批准了代号为“棋盘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主要内容是通过“演练”，将位于阿萨姆平原的印军快速部署到与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附近；动用的力量涉及印陆军10个师和数个空军中队。“演习”中，有1 个山地旅搭乘印军新装备的米-26重型直升机快速进至靠近达旺的吉米塘，随后又从塔格拉山口出发，越过纳木喀措，占据了附近的哈东山口；3个陆军师也被调到了旺敦附近；另有近5万兵力被部署到“阿鲁纳恰尔邦”（我藏南）的一些重要区域。
1987年4月，印军向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补充了大量兵力，并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了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哨所的7个“尖兵哨”。这一迹象表明，印军已实际侵入非法的“麦线”以北地区，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安全挑战。
中国军队举行“87·4”演习应对危局
中国对印方的公然挑衅，尤其是对印军进一步“蚕食”非法的“麦线”以北领土的恶劣行径十分震惊与愤慨。高层迅即作出决断，要求军队进一步加强边境控制，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印方的蚕食、扩张行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保持边境稳定。随即，中国边防部队开始了在中印边境东段相关区域的“87·4”演习，决心通过在关键区域的“设点”与“守点”行动，坚决粉碎印军的企图。
1987年4至8月，相关部队克服了高寒地区特殊地理环境对军事行动带来的种种困难，在东段“实际控制线”附近建立起了防线，与印军形成了对峙。其中，在苏鲁拉等地几乎是直接面对面地对峙。
中国军队通过控制重要通道，坚守旺东附近关键点，加强对无名湖地区的控制，以及在朗久、克节朗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了对“争议区”及其一些重点地段的有效管控，并在与印军的对峙中不断增强实力，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层面的政治与外交斗争，为最终化解危局创造了条件。
外交斡旋使得危机在战争边缘停止
在边境对峙中，印军咄咄逼人。身为陆军参谋长的桑搭吉认为，印军已同1962年时完全不同，装备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并在边境地区占据有利态势，完全具备了“围歼”以轻装步兵为主的中国军队的能力。他甚至叫嚣，要进入西藏纵深地区作战，“将战线推至雅鲁藏布江”……中印边境的局势似乎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一些西方媒体也断言，“中印间将发生第二次边境战争”，而“中国军队必将在冲突中甘拜下风”。
然而，事态发展并未出现西方国家预期的战争景象。这是因为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合情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故而在军事准备的同时，一直在进行着化解“战争危机”的外交努力，包括透过相应的渠道向印方和国际社会传递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如，时任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就表示，“如果印度从中印边境撤军，就可以使那里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杨尚昆也在出访美国时表示，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但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刺探，中国将“不得不作出反应”。
中国软硬兼有的两手准备，让刚接手其母亲政权的拉吉夫·甘地意识到，与中国进行新的一场战争将得不偿失。毕竟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后勤保障方面看，在中印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对抗都是不利的。故此，他不仅不支持军方强硬派推动的边境军事对抗行动，而且采取了一些有助于化解危机的举措。包括让于5月赴平壤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外交部长蒂瓦里顺访北京，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新德里不打算继续使边境地带的局势恶化”的信息。7月，拉·甘地在北方邦国大党支持者群众集会时，公开表明了印度新政府化解危机的意愿。他强调，“有关中印边界局势的错误报道是由某些西方大国蓄意传播的，目的是要在印中两国之间制造误解和紧张”。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来为中印间的军事对峙降温，力劝中印双方认真、现实地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正是由于各方都意识到了边境地带对峙的危险性，从而对可能升级为战争的危机进行了有效干预。随后，中印两国政府逐渐减少了在前沿地区的兵力部署，并重新开启双边对话。1988年12月，拉 甘地出访中国，以寻求实现中印两国之间的“真正和解”。1993年，中印签订了一项“以确保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的协议，其中引入了“平等互利”的安全原则。至此，中印关系重归正轨。
提高中印间的安全危机风险管控任重道远
“旺东事件”解决的过程再次表明，在安全危机应对中，积极有效的沟通十分重要，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苏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成功经验。然而，若是只看到这一点，而忽视卓有成效的军事应对准备，那就等于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据有关资料显示，“旺东事件”中，只因中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军力部署和战争准备，才使印度最高决策当局不敢贸然犯险。
如今，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主流上看，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新兴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有着相近的看法。这是双方在G20、“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构架中加强合作的基础。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印度洋和亚洲足够“同时容下”中国和印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印两国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经贸额至2012年达到664.72亿美元，超过了2000年的近17倍。而且，就在2013年10月23日，中印两国总理的北京会谈，就双方在政治安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同意“加强分歧的管控”。这似乎让外界看到了“龙象”和谐共舞的愿景。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并不那么乐观。虽然“旺东事件”已过去了27年，可印度仍占据着藏南地区的中国领土，并在2013年制造了中印边境西段的“帐篷对峙”事件。近年来印方也一直不惜花费巨资提高针对中国的军备建设，一些媒体则不时炮制“中国威胁论”。随着去年12月印日连续4天在孟加拉湾举行包括海上“反舰”与“反潜”内容的联合军演，以及2014年1月下旬日本极右领导人安倍作为“特邀贵宾”，出席印度独立日庆典并宣称日印间构建深度安全合作关系，一个印日“新的战略轴心形成的信号”似乎也变得明晰起来。诸多迹象表明，中印间还远未达到可以完全“联姻”的地步。相反，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及其双方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随时都可能导致难以预期的安全危机，有必要强化底线思维，积极管控中印间的安全风险，以确保我国应对复杂挑战的战略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