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但应对挑战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都是围绕逐鹿中原争夺王权、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从来都仅仅是把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从不予以重视。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随之破浪而来，清政府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迟迟不能超越大陆意识、陆战思维，造成战略视野狭隘、军事指导落后、装备发展迟滞，成为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长期不重视发展新军种。直到188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朝野大惊，才引起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不以为然，不予采纳。也是1884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光绪帝才颁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成立了海军衙门，组建北洋水师，但投入远远不够。截止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用于修筑炮台、船坞和筹建海军购买舰船的费用总计3500万两白银，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开支的2%，远远低于同期陆军的军费开支;同时，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海防建设，拆东墙补西墙。
另一方面，没有海权思想，没有清晰的建设运用海军的战略思路。长期固守“以陆制海”、“陆主海从”的作战思想，认为“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列强虽从海上来，但“不必与战于海”，而应“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仅仅视海军为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的延伸，加之重臣把保存军事装备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资本，又延伸出所谓“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狭隘消极的治军作战指导思想。
近代以来，外国对我国的侵略都是从海洋来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威胁也是来自海洋，海洋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大风险点和战略竞争点，许多的矛盾问题都聚焦在海洋上。我们迫切需要增强海权思想和夺取海权能力，对我们主张的海域具有更强的甚至是绝对的掌控力。我们需要建设海洋强国，但海洋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由海洋到海洋，要认识到，海洋是陆地的延伸，空天是陆海的延伸。没有空天的优势就没有海洋和陆地的优势，没有制空权、制天权，就没有制海权、制陆权。建设海洋强国，毫无疑问，在战争的威胁更多来自毫无边界的太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建设空天强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制空权、制天权的国家，能够建设起海洋强国，能够在海上打胜仗。
赢得战争，关键在掌握战争的主导权。60年代，中国成功地发射“两弹一星”，争得了难得的战略主动，保证了半个世纪在没有陆、海、空优势下的和平发展。今天，我们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军事斗争焦点也在海上，但海上威胁不一定在海面解决，海洋强国不仅仅是海军强国。当今时代，空天已成为国家“第一防线”，成为国家安全的总枢纽、总“阀门”。一架现代战斗轰炸机或一架战略轰炸机的致命效能指数与战术核弹不相上下。以天基信息为支撑的现代空袭小可制敌，大可灭国。杜黑60年前所言“在空中被打败等于战争失败”，在今天已成现实，并且未来必然延伸至空间。陆上安全维系于空天，海上安全也维系于空天。空天没有安全，一切安全都无从谈起。在已经到来的这个空天时代，空天一体是大国空军确立战略军种地位、履行战略使命任务、维护空天和平与安全的必由之路。肯尼迪曾预言，谁控制外太空，谁就会控制地球。控制了空天，也就控制了海洋。今天，我们应对海上威胁，必须将目光移向空天。当空天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必须首先要占领太空制高点。这是由争夺战争主动权、主导权一般规律决定的。国家安全的最终威胁在空天。在空天有多大的威慑力，在海面就有多大的胜算力。空军是未来国家安全的“擎天柱”，必须担负起争夺战争主导权的特殊时代责任。
总结甲午教训，走出甲午思维，就要以宏阔视野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紧紧围绕争夺战争主导权建设发展空军，在掌握运用“制高点”武器上实现新突破。如果说航空母舰是因为有了舰载机而曾经主宰海洋的话，那么空军必须依靠新的飞行器及导弹、激光、电磁、动能等武器配置而主宰空天。我们反对霸权、强权，绝不做欺弱凌小的事情，但也绝不能总是被动退让，对所谓的“遏制”、“围堵”听之任之。当我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发挥空军全域覆盖、空天机动、多维制敌、精确打击之优长，随时应对来自陆地、海洋、空天的各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