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战略指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战略决策是战略指导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略指导非常消极，更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
平壤战役前夕，由于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海军还没有决战，制海权的归属不明，日军一开始不敢向靠近平壤的仁川登陆，只能从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和东部的元山登陆。当时正处于炎热的八月，漫长的山地为日军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如果清军再予以攻击，日军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为了挽救危机，日军大本营决定冒险从仁川登陆。但在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完整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赌注。
然而，丰岛海战之后，李鸿章只是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汉江附近洋面“游巡”，一再指示“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8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窜至旅顺、威海口外侦察骚扰，清廷甚为惊恐，颁布谕旨：“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正式明确了“保船制敌”的思想，即关键在“保船”，而非“制敌”。《日本海军史》后来也总结说：“占绝对优势的北洋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术错误，丁汝昌的上司李鸿章不接受丁汝昌积极进攻的主张，采取消极保存舰队的错误政策，让舰队始终在沿海活动，以保护陆军，从而错过了对日军、特别是对日运输队实施攻击的良机。”
从整个战争过程来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高层在战略决策上普遍消极保守，既缺少战役战斗上的主动进攻，也没有战略上的主动出击。
可见，战略决策中增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其重要，消极防御、怕冒风险、因循守旧必然导致被动挨打。即使面对强敌，也要积极进取，正确把握防御与进攻、后发与先制、内线与外线，灵活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