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攻陷旅顺后俘获的北洋海军“超海”号汽船（资料图）
参考消息网4月4日报道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这一性质决定了日本与中国的攻防战略选择。由于进攻一方的日本是海外征战，故其作战形式必然是海陆协同的联合作战，而防御一方的中国也必须以海陆协同作战来应对。从军事角度看，甲午战争谁胜谁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双方对海陆协同作战的认识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作战条件、作战准备及作战指挥。
中国海陆实力远逊日本
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准备。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已有7个野战师团，共计12万余人；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万余吨。日本不仅在兵力建设上具备了海陆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其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也为海陆协同作战提供了组织保障。1894年6月5日，日本又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以确保在其即将挑起的侵华战争中对海陆联合作战的统一指挥。
日军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投送陆军至中国渤海湾登陆，与清军在直隶（今河北）平原进行决战，然后直取北京。要实现这一作战目标，有赖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护送陆军运输船及协同陆军登陆，而其核心则是制海权。日本海军为适应战时需要，经改编后组成了联合舰队，内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等多个战术编队。大本营要求联合舰队采取攻势方针，通过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协同陆军实现最终的作战目标。
中国方面早已预料到日本将是中国永远之患，后来兴建海军就是以日本为假想敌。但由于制度落后，尽管搞了近30年洋务运动，但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还很低，军事自强效果并不理想。清朝陆军正规部队由八旗、绿营组成，虽有数十万之众，但均属旧式军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的具有一定现代化因素的淮军，也只是配备了新式枪炮而已，在编制上与旧式军队并无本质区别，且数量不过2万人左右。新式海军则是由地方大员分区组建的。北洋海军于1888年成军，在当时堪称亚洲一流；但没有成军的南洋海军仅有6艘尚可出海作战的军舰，战时又很难实现统一使用；后来只有广东水师的3艘军舰归入北洋海军参加了对日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陆军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远逊于日本。
不仅如此，中国方面限于落后的军事体制，既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面对日本的挑衅，年仅24岁的光绪皇帝虽坚决主战，但其军事理论和战争知识却十分有限。秉承皇帝旨意办理军机事务的中枢决策机构是军机处，其军机大臣均为文官，又是兼职，对近代战争极为陌生，连谋划御敌方略都力不从心，遑论制定具体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在中枢与作战部队之间还有一个指挥环节，即相当于战区指挥官的李鸿章，但他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仅限于他所节制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在这样的指挥体制下，要想临敌时组织并无预案的海陆协同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