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8日，空军配合陆、海军解放一江山岛（资料图）
大势所趋
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对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认识较晚。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我军由单一军种向诸军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加之有抗美援朝战争的陆空协同作战和一江山岛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初步实践，我军开始对联合作战指挥有所思考。
海湾战争后，我军对联合作战问题进行了深化研究，对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军目前没有专门的常设跨军种联合指挥机构。在进行联合作战和联合训练时，通常是由“中央军委”和下设的“总参谋部”承担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职能。在战时，若需要由不同军兵种联合承担作战任务，则会成立临时的指挥机构，负责协调各方面相关事宜，例如上世纪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即由中央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统一指挥。
不难看出，我军现有指挥体制距离信息化战争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指挥机构联合程度不高、平战转换不够迅速、与现有作战力量编制结构不相适应等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制约我军作战能力跃升的重要羁绊，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我们知道，除了领土防御外，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更多地面临来自周边海域和空中的威胁。应对这些新的挑战，亟待军队改变“大陆军”的体制和观念，建立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联合作战司令部。
另外，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军建设也已经由重视陆军向各军兵种建设齐头并进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但如果没有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统一指挥，这些作战力量就无法在战场上真正实现联合、形成体系，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从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来看，我军可以在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构成、职能区分、建设步骤和标准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军队有所不同，但不太可能绕过或回避改革指挥体制、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这一客观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