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这场战争不只是中日两国军力的竞争，更是两种文化的较量，是制海权的争夺。
海战纪念馆里，宽幅银幕通过现代科技的手段逼真地再现了那场战役。水腾云翻，火光闪烁，裂空的炮声中浓烟蔽日，北洋水师的广大将士奋力抗击着日本侵略者的一次次进攻。尽管最后不免还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但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则成仁”的忠勇气概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为了纪念他们，岛上修建了“甲午忠魂纪念碑”，建造了邓世昌塑像。“金戈铁马英灵在，尚借神力旋乾坤”。站在高高矗立的纪念馆城楼上的邓公像前，看着他身披战袍，高擎着望远镜，以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环视着波涛滚滚的海疆，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然而，究竟是什么让民族的忠勇之士，屈辱地葬身于坚船利炮之间？
茫茫沧海，静默不言。
战败的原因实在太多。120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锲而不舍地思考着追问着。拂去这些浮在历史表层的尘埃，我们看到的是，这场战争不只是中日两国军力的竞争，更是两种文化的较量，是制海权的争夺。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历史上属于农耕文明类型，一直“重陆轻海”。海只是被看做天然的疆界或屏障，其海洋观念长期停留在“行舟楫之便、兴渔盐之利”上，鲜有“领海”“治海”“防海”的意识。
即使像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也不是出于发展海上贸易、扩大商品经济交往和进行海外军事活动，而是本着和平使者的身份，宣扬明朝国威。继而，中国建立海上军事力量只为“防”与“守”，敌人磨刀霍霍杀将过来的时候，还把希望寄托在调停上，在敌人的屠刀下一味地追求“和为上策”，战术上采取“避战保船”。结果黄海海战稍稍受挫，即将制海权拱手相让。制海权的丧失是甲午海战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日本，作为岛国，具有海洋文化的外向性开放性特点。加之土地狭窄，又常年遭台风、火山、地震的侵袭，恶劣的自然环境培养了日本人的危机感和海洋意识。在海军建设上，和清王朝相反，日本把建设海军作为国家的第一要务，赋予重要战略地位，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清政府每年从海军经费中大量腾挪用于王室扩建与颐和园工程，连续七年没有添置新舰更新大炮的时候，日本却是上至天皇下至百姓，举全国之力广筹资金，用于发展舰队，积极备战……
诸如种种，也许早已注定了甲午海战的结局。
一个扩张的、开放的和战争的海洋文明，同一个保守的、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内陆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也许是铸成这一结局之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