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练北洋海军，前伸布势，海上威慑
1879年，清廷在对外交涉上遇到两件大事：一是为日本占领中国藩属国琉球展开中日交涉，一是因中俄《伊犁条约》议定在西北边疆割地赔款而引发朝内反对，主战与主和争论激烈。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深感日本“志不在小”，尤其担心日俄联手，殃及朝鲜及远东和局。因而，李鸿章一意主和，认为中国现在尚未自强，只能以退为进，以远离中土的琉球为代价稳住日本，接受《伊犁条约》取欢俄国，限制事态进一步向台湾、特别是向朝鲜方向发展，以保全远东“和局”。
这期间，李鸿章在外交上极力主和，但在海防和海军建设上则显得相当激进，这种强烈的角色反差，反映了李鸿章企图以空间换时间、尽快实现军事自强的思想。1879年，他请赫德订购了后来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同年又令李凤苞在国外寻购更大级别铁甲舰。1880年初，当他得知英国同意向中国转售原为土耳其建造的两艘铁甲舰时，立即奏请购买，并颇为冲动地声称“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在李鸿章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的海防事业终于迈出了向大舰巨炮发展的关键一步，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在战略形势的判断上，认为“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他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从而确定了“远交近攻”，以日本为主要敌手，以朝鲜为战略重点的国家对外战略。
第二，在海防战略上，提出海上威慑思想。提出“滨海万余里，必宜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认为水师可扩大防御纵深，“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布势之远”强于陆军。
第三，在海防力量建设上，突出强调发展铁甲舰和新式快船。“海上如有水军一支，胜于陆勇万人”，建议裁撤沿海各种旧式笨船，速购铁甲船。同时，继续选送大批船政学生去英法深造，建立天津水师学堂，进一步选聘洋员，加强实战性的海军训练。
第四，海防力量运用上，开始前伸布势，展开海上威慑。1881年10月，中国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李鸿章便开始在东北亚实施海上威慑。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编队赴朝，后又调广东水师战船运兵赴朝，与日本兵船对峙，平息了事变。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之变”，北洋舰队快速反应，开赴朝鲜，再次平息政变并阻止了日本的干涉企图。
中法战争后，1885年清廷决计“大治水师”，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掌门人，一时间权、钱在握，不失时机地将近代海军建设推向了顶峰。1888年秋，随着《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物化，这一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规模。北洋海军主力由25艘新型军舰组成，其近代化的程度及其战斗力已堪称远东之首，并建设了旅顺、威海两个近代化海军基地。在封建经济制度下，没有现代大工业，经费来源靠税赋、厘金以及洋税，建这样一支海军实属不易。据有关史料统计，北洋20年获海防经费共2130万两，这根本不够建设和维持这样一支舰队。有专家说北洋海军20年建设实际用了3500万两，多出部分大半靠李鸿章利用权力自筹。
其二，制度。《北洋海军章程》全面建立了近代化海军制度。以“定远”、“镇远”和“致远”为旗舰，组成左、右、中翼三个编队;正式任命了82名海军中级以上军官，建立了海军教育、训练等各项制度。除学校培养和留学外，还聘请德、英、美、法等国洋员（先后共164人）随船教习等。
其三，运用。北洋海军成军后，“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弋辽东、高丽一带，或率两三舰，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在北至朝鲜、日本东海岸及海参崴海域，南至香港、新加坡、越南及菲律宾等周边海域进行远洋训练、舰队出访等活动，战略运用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展。
当然，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斤斤自守”的传统窠臼，其远东海上威慑战略的效果也很有限。1882年“壬午之变”平息后，有人提出乘势进图日本责问琉球之案，李鸿章不同意，认为应先练水师，一旦“中国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自服”。中法战争前，越南战事愈演愈烈，清廷要李鸿章赴广东指挥，并调南北洋水师前往支援，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只有两条大舰，力量不足，应寻求外交解决。后来，为避免南北两条战线作战，1885年李鸿章力主就中法战争乘胜议和。从全局上看，李鸿章以日本为对手的海上威慑运用曾获得一些成功，但在中法战争海战场上却丝毫无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