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日军“高千穗”号巡洋舰官兵与主炮合影
以史无前例的革新精神戮力进取
今天，当我们回顾120年前那场战争，我们毫不讳言，有一系列历史障壁，导致甲午海战失败于无形，羁绊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脚步。当代中国，尽管从很多角度看，早已不是过去之中国，但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消极因素，仍然死而未僵，影响着我们追求强国梦、强军梦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如何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精神，走出一条穿越历史迷雾的强国强军道路，仍然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其一，关键在于消除信息社会“时代差”。这个时代差不仅是武器装备的“代差”，而是一个大的社会时代差。一支军队，如果整体上落后于时代基准，如当年大清国军队，即使有一些工业时代的武器装备，必然要打败仗。近几十年，我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撒手锏武器装备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未能摆脱外部压力、战争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军整体信息化水平落后于时代基准。21世纪，在追求“全谱优势”、“全球即时打击”的态势下，军队达不到信息化时代基准要求，威胁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因此，对于我军来说，重要的不单是在某种关键武器装备上补级差、补代差，而要在整体上消除信息化这个时代差，从而在思想观念、管理方式、训练和作战样式等方面全面跨入信息时代，形成敌人无法压制的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和整体交战能力。
第二，处理好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战略的权重关系。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中，无一例外要受到周边或域外大国围堵与遏制；无一例外会面临一个重大战略抉择，即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权重关系？当年，中国洋务运动也受到日本忌惮，后者不惜几十年坚持不懈地筹谋策动，阴谋通过战争来破坏、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而甲午战争恰恰达成了这样一个战略企图。
今天，美、日等国甚至一些周边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方向危害、蚕食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特别是日本安倍政府，为二战军国主义招魂，频频挑衅中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这警示中国——中国的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发展战略的关系，既要防止军事发展战略超越国家发展战略，又要积极作为，随时准备以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因此，决不能把牺牲“军事上适当有所作为”，作为换取“和平发展形象”的代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设一支与国相称、拥有远程战略打击力量的强大军队，不仅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而且能让战争的策源地也成为战场，彻底改变近代以后侵略战争发动国后方总是安全的这一历史。以此有效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必然成为我们实现强国梦的重大战略目标。
第三，打通家与国内在联结，夯实强国强军根基。历史证明，只有把民众之忧视为大者，国之忧才能有人民为之忧；只有把执政目标契合到人民的诉求、需要之中，才会有天下“匹夫”甘心与之共担“兴亡”之责。今天，我们把“人民梦”与“中国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就是以此整合、优化当代中国家国关系，从公民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视角出发，建立基于权益共享、真正保障公民权利的家国共同体，进一步从根本上弥平传统中国家与国、保家与卫国的权益鸿沟，由此奠定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外来风险、挑战和不测事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社会基础和精神动力。
第四，以前无古人的军事变革及其成果支撑国家现代化。近代中国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当西方军事完成了从“农业-军事体制”向“工业-军事体制”和“商业-军事体制”转变后，中国军事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军事体制”上。不仅如此，就连军事领域里的“人”，也仍然是一群“传统人”，演出了“马拉火车”的历史荒诞剧，产生出北洋舰队这样一个由小农经济与工业兵器结合的现代化畸形儿。今天，在军事发展问题上，如果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不解决，仍然可能出现“传统人”扭曲现代体制机制，抑制先进装备技术效能的“英格尔斯效应”问题。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弥平人的差距，推动人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能力全面向信息化跃升。
历史表明，和平发展期不应是军事发展的停顿期。军事现代化是军事发展连续性积累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军队外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人力等要素，以及军队内部人员、装备技术、体制编制、军事思想等要素实现“连续整合”，推动军事顺利实现向现代“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混合式三级跳”，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军事变革。在甲午海战落幕120周年后的今天，只有以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穿越面前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在推进这场伟大变革中建立起无坚不摧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防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 郭凤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