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开始以崭新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资料图)
1954年再逢甲午：走向复兴的开端
1954年甲午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走向复兴的真正开端。这个甲午年之所以具有节点性质的意义，皆源于两件事情：其一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的结束;其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只是一场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但却奠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西藏和沿海少数岛屿还未解放，大股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还不巩固;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而军事上，解放军精简整编工作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部队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且解放军大部分部队已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生产建设，没有打仗的准备。
反观美国，195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全面掌握着战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还拥有原子弹和其他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选择和平还是战争，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从抗美援朝战争收获的“利益极大”。
首先，中国出兵朝鲜打断了美国遏制中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冲破了美国对我的战略包围，粉碎了其妄图征服全部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识到中国的意志和力量，缓解了打压中国的势头，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为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环境。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的信任和援助。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使新中国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影响经济建设，反而在战争期间积极恢复生产，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苏联的援助还使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强，有力促进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再次，抗美援朝战争推动了新中国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高强度的军事对抗改变了革命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观念。领导层首次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教文化事业放在同步并进的位置上，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加深了对现代军事科学的认识，全军掀起了现代化、正规化和系统学文化的高潮。
1954年作为第二个甲午年，还有一件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由毛泽东亲自挂帅、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法治国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