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清廉和国家治理要有效结合
走的国家和地区多了，就不容易被表象所迷惑。笔者曾去过北非的突尼斯，这是一个风光迤逦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突尼斯在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曾长期以4.9的高分排在中东国家的前列，但2010年底却毫无预警地因一个小贩自焚而引发“茉莉花革命”。过去，西方国家媒体对突尼斯多有赞誉，但实际上，突尼斯民众早就对本·阿里总统家族腐败强烈不满，小贩自焚成了让他下台的导火索。
印度网民2010年开办“我行贿了”等呼吁人们举报腐败行为的网站，说出自己被迫送礼的经历，揭发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名字。这一民间行动确实让一些地方官员受到惩处，但对印度低效且本身难逃腐败诟病的司法制度而言，人们再多举报几个贪官又能怎么样？有印度朋友告诉我，法院待受理的案件堆积如山，被揭出的官员真要等到起诉和审理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所以，像“我行贿了”网站虽然颇有创意，但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束之高阁的命运。在走私泛滥、金融监管形同虚设的印尼，笔者的感触是，谈反腐如果离开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就失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和公正执行的根本，而空谈民主对腐败的制约，也只能是缘木求鱼。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泰国，“反腐”成为促使政权更迭最便宜的借口。2006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总理他信流亡海外后，军政府只能从新机场跑道上发现的几道裂缝来证明他信政府腐败。2008年9月9日，泰国宪法法院又判决代表他信家族的沙马在出任总理后主持烹饪电视节目违宪，剥夺其总理职务。因为电视公司付给沙马8万泰铢（约合2300美元）作为4次节目的报酬，泰国人用几十亿泰铢的选举经费选出来的总理就被推倒重选。泰国发生的这些“反腐”闹剧，严重破坏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一些泰国人认为，这样的判决表明司法腐败远比一般公共官员的腐败危害更大。
腐败多发让一些国家的百姓不满，但在冰岛这样的“最清廉国家”，民众也有自己的烦恼。冰岛作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政府前几年却因债务危机险些崩溃。亮丽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掩盖了脆弱不堪的国家治理，2009年元旦时任冰岛总理甚至被示威者追打。有统计数字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躲避人均20多万美元的负债，两年内移民或离开冰岛的有10612人，相当于冰岛总人口的1/30。当2013年再次来到开始恢复元气的冰岛时，笔者也在思考，政府清廉和国家治理能力如何才能有效结合？是不是公务员注意自身清廉的时候更不能忘了造福民众？
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政府只是扮演制定政策和监管、执行的角色，并不能垄断资源的配置，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权力资源。政策事关国计民生，所以官员决策过程要受到国会和媒体的监督，官员操守往往会被媒体用放大镜来观察。在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岗位并不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相反，男人一般都在商海纵横，而把没有“油水”、风险较高的政界让给女人。在冰岛、挪威等国，男人经商，女人从政已成为常态。女权主义者会为北欧国家女性参政率高感到骄傲，但那反映出的也是“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的现状。
不管怎么说，西方国家的政府清廉，特别是北欧国家更是各国应该效仿的。美国通常在清廉指数中的排名20位上下。根据笔者在欧美的观察，确实也能感觉到美国与北欧之间的差距。北欧国家的政府办公场所，远比商业公司的要简朴。
北欧人对腐败问题的深恶痛绝也令笔者难忘。2000年，挪威籍的调查法官艾娃·尤利在法国侦办“法国售台湾拉法叶舰案”时，以“受贿罪”起诉法国前外长杜马。当时就有台湾媒体表示，“拉法叶舰案”光佣金就20亿法郎，而艾娃·尤利为什么却以收受一双价值6000法郎的皮鞋（当时约合8000元人民币）抓住杜马不放。当笔者当面向艾娃·尤利求证时，她反问道：“在挪威，一个大臣因为贪小便宜，把不到1000挪威克朗（约合1000元人民币）的差旅费放进口袋，被媒体曝光而辞职；现在法国一个政要明目张胆接受关系人6000多法郎的礼物，还算‘小鱼’吗？还不应该受到惩罚？”
（作者为旅居挪威的华人政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