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民众参与把反腐运动推向高潮
中国、印度两个大国的反腐很受国际关注，也常被人拿来做对比。如果从1995年10月北京召开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算起，全球反腐败运动近20年来经历过三波浪潮。随着世界银行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反腐”提法，反腐成了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探讨腐败成因和治理之道的论著多了，各国对腐败现象频频出手打击，西方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反腐方面的咨询和建议。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以美国强力推动欧盟打击恐怖主义为标志，反腐浪潮进入第二波，很多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立法打击洗钱犯罪。2001年10月国际反贪污大会在布拉格举行时，不少代表亲眼目睹了警察叫停在街上行驶的出租车，对司机进行勒索的情形。但这样的情形没有维持多久。全球反腐运动的第三波浪潮伴随着2005年欧盟东扩出现，欧洲理事会此前通过的《反腐败刑法公约》和《反腐败民法公约》为联合打击跨国腐败打下基础。公民社会广泛参与反腐运动的模式在各地也逐渐形成。2011年印度“百万民众绝食抗争”和2012年中国民众的“微博反腐”，把一些腐败官员拉下马，推动了相关法律或政策的出台，也标志着民众参与反腐运动高潮的出现。
许多人常把“民主”跟“清廉”等同起来，但细看许多民主国家在国际性反腐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的排名却很靠后。其中一个例子是笔者多次去过的菲律宾，它的清廉指数排名常在百名之后，2013年与印度并列为第94位。上世纪80年代，总统马科斯被推翻的罪名之一就是腐败，总统夫人伊梅尔达的3000双鞋更成为腐败奢侈的力证。但马科斯之后的民选总统，很多依旧没有摆脱腐败、受贿等指控。更讽刺的是，新总统上台后都会解散前任设立的反腐机构，自己再设一个新的。这么多年，菲律宾一共设立17个反腐败机构，因成效甚微，老百姓并不买账。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运动对贪官构成强大威慑，但想成为新加坡或中国香港那样的“清廉典范”却很难。在笔者看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惩治腐败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腐败行为进行严明、公正的法律制裁；其次，要打击和制约腐败，还要有媒体的监督和群众的举报。对涉嫌贪腐的事件必须处理，否则被举报的腐败官员官照做，钱照收，司法体系就会失去公信力，激起更大的公愤。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还表明，反腐除了要有严明的法律制度和公正执法，充足的资源投入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研究表明，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公署的经费，按人口平均大致为每人每年240美元，印度投入的反腐经费则人均不到0.49美元。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更低，分别为人均0.19美元和0.14美元！2004年东帝汶国家审计局局长对笔者说，他们一年的经费，除去所有的行政费用，只有两万美元用于反腐。东帝汶是2002年5月才正式独立的小国家，只有9名检察官，据说他们现在的精力全部用来调查2008年总统遭枪击案，无暇顾及国内的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