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协助斯诺登揭露美国“棱镜门”的英国《卫报》再爆猛料，称美国情报机构曾监听至少35个国家政要的电话，其中包括德、法等欧洲盟友的领导人。其他媒体也爆料说，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对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的电话记录进行监控。丑闻一经曝光，被监听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领导人，纷纷要求美国作出解释。
世人不禁要问，美国如此毫无禁区地窃听到底为何？
一直以来，美国为制定对外战略，维护自身的利益，秘密地对包括盟国在内的他国进行情报侦察活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出于安全形势和国力的考量，尽管降低了单边主义的调门，转而实行“柔性外交”战略，但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战略目标并没改变，这就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情报活动不可能放过包括盟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不言而喻，美国如此无底线地对盟国领导人进行监听，意在获悉盟国各项政策的内部考量，以及时压制“不服管理的苗头”，从而维持自己的“老大”地位。
事实上，美国的这种监听活动建立在对利益与风险的权衡之上。美国政府与情报机构不可能不知道，建立如此庞大的窃听网络，就算防护得再严密，也存在着泄密的可能。一旦行迹败露，将会产生相当大的政治与外交风险。《纽约时报》就曾揭露，一美政府高官指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满足自身情报需求，就算冒些险也是值得的。”显然，在美国的算计中，与维护其自身利益相比，冒得罪盟友的风险还是值得的。
面对监听事件的持续发酵和世人的指责，美国政府非但没有自我反省，悬崖勒马，反而不断为自己寻找开脱的理由。
10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在国会作证时回应说，欧洲媒体的报道“完全错误”。他表示，这类情报并非由美方单独搜集，而是来自美国与其北约盟友为保障安全而共同实施的情报项目，由国安局外国合作伙伴提供。当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也辩称，美国情报机构所有监控行为背后都存在明确的外国情报搜集目的，他还警告国会议员不要对媒体报道反应过度，从而影响反恐工作。
为平息“监听门”引发的指责浪潮，美国官员还以解密方式展开“公关”。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28日宣布解密数十份绝密文件，文件主要围绕美国《爱国者法》关于允许情报机构收集电话记录的相关规定，以证明国安局收集民众电话记录的行为属于“依法办事”，希望以此来证明监听项目的重要性，减少外界指责和压力。
不过，这样的辩护反而透露出“监听还将继续”的信息，加重了人们的不安。一些人权组织认为，美国情报机构对无辜人士的信息收集已经触犯宪法。欧盟委员会负责司法、人权和公民事务的委员维维亚娜·雷丁则要求美方加强隐私法规以重建互信，否则双方就《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开展的谈判可能受到影响。
长久以来，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道义上都自诩为“模范”，曾多次作为“正义”的化身在国际舞台上大谈特谈网络安全。现在看来，这无异于开国际玩笑。美国如不真正地对自己的错误行径进行反省，继续毫无底线地窥探世人的隐私，必然还会有斯诺登那样的人站出来，向世人控诉美国的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