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就有人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师长的战争，现代战争是营长的战争，未来战争是班长的战争”。信息化战争对战略意识的要求已经延伸到军队编制体制的末端执行者，任何一名具有战略意识的指战员都有可能创造历史，中级指挥员的战略素养更不可或缺。
1962年10月27日，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刻，苏联B-59号潜艇在古巴海域秘密潜航。美国“比勒”号驱逐舰侦测发现后，为迫使潜艇浮出水面，威慑性地投下一连串深水炸弹。惊慌的苏联水兵认为战争已经爆发，要求发射核鱼雷反击。根据授权，发射核鱼雷需艇上三名军官一致同意，群情激昂，两名军官已同意发射。幸运的是，第三名军官阿尔希波夫慎重考虑后，坚持说“不”。千钧一发之际，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不”字，为高层的战略斡旋留下了空间。
阿尔希波夫是个战术执行层的普通军官，但他却深知核反击的后果绝不只是事发现场冲突双方的损兵折将。做出否决时，阿尔希波夫或许并未充分认识自己坚持的深远价值，但清醒的战略意识支撑他顶住了周围的压力，没有被同伴们一边倒的“愠而致战”的气氛左右，甚或因此避免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摊牌。
战略意识，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认识矛盾、揭示规律、驾驭全局、谋划方略、落实决策的头脑、胆识、魄力、水平和能力的综合。指挥员战略意识的强弱，不仅直接关系到其履职尽责能力的高低和发展潜力，而且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战略全局的实现程度。毛主席说：“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战役战术指挥员具备战略意识，能够准确了解战争发生和发展的趋势，科学预见战争的影响、进程和结局，就能正确认识各战役战斗阶段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理解贯彻上级战略意图，既不会消极待命也不致机械僵化地执行，而是敢于并且善于机断行事，关键时刻往往能以自己的主观能动弥补其他环节的失误或不足。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两军预定在河南北部的沁阳会师，集中力量对抗蒋军。岂料冯部参谋拟制命令时，误将“沁阳”写成“泌阳”， 泌阳在河南南部，与沁阳相距数百里，毗邻蒋介石重兵驻守的湖北，冯部指挥官接到不合理命令虽感诧异，却轻率盲从，率部径趋泌阳，最终导致败绩。如果当时执行层任一环节意识到这一行动对全局的意义，“诧异”之时，慎重取舍，或许历史则另当别写。抗美援朝战争，我38军113师也曾遇到类似情况。二次战役中，113师奉命穿插，断敌退路。占领三所里并打退敌人后，军指来电，命他们分兵龙泉里。龙泉里在三所里以北，113师指挥员判断：南逃之敌不可能掉头北返，而根据地图标注，三所里西面的龙源里，却有一条南北向的乡间小路，若为敌所乘，可能功亏一篑。时间紧迫来不及请示，113师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机断行事，先敌抢占龙源里，彻底堵死战场裂缝，为38军“万岁军”美誉再添荣光。典型战例的反正对比，将战略意识的“战略价值”彰显得淋漓尽致。
“自古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战略意识并非顶层决策者专利，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战略构想时不过是二十几岁躬耕南阳的一介布衣。如果说过去的战争已经要求一般指挥员具备一定的战略素养，那么随着时代发展，战役战斗行动与战略全局关联愈发紧密。美军《作战纲要》认为，战略、战役和战术“各级行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确切地说，它们倾向于融合在一起”。上个世纪末就有人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师长的战争，现代战争是营长的战争，未来战争是班长的战争”。信息化战争对战略意识的要求已经延伸到军队编制体制的末端执行者，任何一名具有战略意识的指战员都有可能创造历史，中级指挥员的战略素养更不可或缺。当然，培养提高战略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学习、探索、实践的结果。作为承上启下的中坚领导，战役战术指挥员只有经过不懈努力才可能拥有政治家的眼光、战略家的头脑、军事家的品格、哲学家的思维和科学家的方法，才能带出能打仗的部队，履行打胜仗的使命。
